彭莎莎對自閉症多一點寬容

原本想要和父母一樣，成為一位普通老師的彭莎莎，卻在鬼使神差之下，走上了特殊教育之路。

在瞭解和真正走進這個領域之前，彭莎莎和許多其他人一樣，認為特殊教育就是殘疾兒童教育。然而，當自己真正入手下手從事特教工作，才理解理睬特殊教育之中包含了太多太多。

因為工作的緣故，彭莎莎和自閉症兒童結下了不解之緣，也讓她徹底愛上了這些更加需要我們關注和寬容的孩子們。

為了更好地幫助這些孩子，彭莎莎考取了助理國際應用行為分析師執照，但這顯然還不夠。彭莎莎說：“北京是一個充滿活力的城市，每個來到北京的人，都會情不自禁加快自己的步伐。在康復中心，每天都會接觸到五花八門，來自全國各地患有自閉症的兒童，他們的症狀和施展闡發各不相同，所以我必須要堅持學習，以便用自己的所學，幫助到更多的人。”

彭莎莎

1987年10月生，四川樂山人，畢業於北京師範大學特殊教育系，特殊教育學碩士學位，畢業後從事自閉症兒童教育康復工作，取得國際應用行為分析師協會（BACB）的助理國際應用行為分析師（BCaBA）執照，現任北京愛佑和康兒童康復中心教授教養主管。

從小就嚮往成為老師

我出生在四川樂山，我的爸爸是一名小學老師，我的爺爺也是老師。因為家庭的緣故原由，我從小就對教師這個職位特別的嚮往。爸爸在22歲的時候就當了一所小學的校長，是當時樂山市五通橋區最年輕的校長，這在我看來簡直難以想象。

我是在爸爸的學校里長大的。小時候，爸爸、媽媽工作總是很忙，為了可以或許顧得上我，爸爸總是帶著我一起去上班。年幼的我不是呆在爸爸的辦公室裡，就是在操場上和學校裡的哥哥、姐姐們一起玩耍。這樣的成長環境讓我特別崇拜老師，因為所有的小朋友們都喜歡老師，我也在心底裡暗暗將成為一位老師當成自己的夢想。

抱著這樣的理想，在上大學的時候，報考北京師範大學是天經地義的事情。我先是進入了北京師範大學珠海校區，後來考研的時候，我特別很是想要報考學前教育專業——我想成為和爸爸、爺爺一樣的老師。誰知道鬼使神差，老師推薦我去學習特殊教育，也由此我才有機會接觸到自閉症兒童這個特殊的人群。

大部分人其實不理解自閉症

學習特殊教育之前，我對這個領域其實不是很瞭解，過往的認識還停留在聾啞兒童教育、盲人兒童教育之上。但在學校學習期間，一次來自海淀培智學校校長的講座，顛覆了我的認識，我這才知道，原來學校裡大部分接受特殊教育的孩子，其實都是患有自閉症的兒童。

與此同時，更讓我感到震驚的是患有自閉症的兒童比例，幾年前這個比例的官方數據是1/120，後來變成了1/88，而美國疾控中心給出的最新數據，這個數字變成了1/66。這個數字意味著，平均每一到兩個教授教養班中，就會有一名自閉症兒童，而我們大部分人卻對此一竅不通。而這引發了我從事特殊教育的興趣——我依然是一名老師，我所面對的，只不過是一些有特殊需要的兒童。

也正是因為這些緣故原由，離開學校後，我進入一家自閉症兒童康復中心，這家名為愛佑和康的兒童康復中心隸屬於愛佑慈善基金會。在這裡，我主要負責對康復老師以及自閉症兒童家長進行培訓，接觸到五花八門的自閉症兒童和家長，也入手下手理解他們的痛苦和壓力——自閉症是一種先天性疾病，患病兒童幾乎需要終身進行治療，而這意味著至少一位家長的全身心付出，以及來自社會和家庭的不理解和偏見。

自閉症兒童不是“熊孩子”

對於自閉症兒童來說，最為重要的一項評估標準就是是不是具有社交障礙，這種社交障礙在不同孩子的身上施展闡發其實不相同。比如我接觸過的一個外地來京個案，也是我工作以後遇到的第二個工尷尬刁難象。這個小女孩當時3歲，與其他患有自閉症的孩子不同，她的智力發育特別很是優秀，但自閉症的情況依然很嚴重，幼兒園覺得她是個“問題寶寶”，拒絕她入園，後來被北京大學六院確診為自閉症。

她的抗挫折能力很弱，不克不及接受和預期不一樣的變化，也沒有辦法堅持聽課超過3分鐘，否則就會發生情緒崩潰。而我經由過程所學的康復手段，也就是應用行為分析——目前大陸地區大概有20多位註冊行為分析師——根據她媽媽或老師彙總她的各種施展闡發，給出相應的康復計劃。前段時間她媽媽告訴我，孩子已經回到老家就讀一年級，目前比較可以或許融入小學環境。

在大多數人看來，自閉症兒童眼不瞎、耳不聾，身體上沒有任何毛病，卻往往被周圍的人認為是“缺乏教養”，甚至被等同於“熊孩子”，家長也被認為是教出“熊孩子”的“熊家長”，不能不面臨著來自社會和自己家庭的雙重壓力。所以我特別希望社會可以或許寬容地對待這些孩子——你不一定需要知道要如何幫助自閉症兒童，但在他們的家長向大家解釋自己的孩子是自閉症時，大家可以或許更加包容和理解。

北京晨報記者 何安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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