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週末推薦】明知已生還無望，醫生救還是不救？

編者的話

近期，河北省保定蠡縣墜井男童家屬“被醫鬧”事件鬧得沸沸揚揚，如今雖然已塵埃落定，然而對於這一事件的反思還在繼續。健康報曾刊登了題為《一樣的結果，不 一樣的體驗》的文章，就北京大興女童被摔後送往醫院急救一事提出，有時醫生明知患者已經沒有生還希望了，還是會滿足家屬積極搶救的要求，因為“即便最終出 現了最壞的結果，搶救的過程也能換來家屬心理上的緩衝”。面對沒有救治希望的患者和滿懷期待的家屬，醫生到底該如何做？當患方的情感與醫方的理智發生衝突 時，到底誰該作出讓步？讓我們來聽聽醫生們怎麼說。

“如果我們能站在患者家屬的角度，帶著感情去搶救，這樣的搶救不管能不能挽回生命，都是有價值的。”許叢軍

攝

現身說法

楊收平

在急診工作近10年，我經歷了大大小小無數次搶救。有一次搶救，我終生難忘。

那是2011年10月，一名化工廠的工人在修理地下管道時中毒窒息身亡。死者是一位30多歲的中年男子。當他被送到醫院時，已沒有任何生命體徵。我們按照標準心肺復甦的搶救流程，整整搶救了40分鐘，然後才宣告死亡。化工廠的負責人簽字確認後，屍體被轉移到太平間去了。待一切平息下來，我開始補寫搶救記錄。

一個小時後，死者的家人陸續從外地趕到了醫院。他們來到診室對我說，因為沒有親眼看到搶救過程，他們要求醫生繼續搶救。我耐心地跟他們解釋了搶救經過，並表示我們已經竭盡全力了，希望家屬能給予理解。就在溝通的過程中，家屬中幾位男士逐漸失去了耐心，開始衝著我大聲吵嚷。他們說：“我們沒看到你們搶救，誰知道你們搶救了沒有？”面對爭執，我心裡也七上八下的。按照規定，不能把屍體從太平間送回搶救室進行二次搶救。這是原則問題，而且也沒有必要。眼看一場衝突不可避免，怎麼辦？

正在這個時候，死者的姐姐突然跪倒在地。她對我說：“醫生，你再努力一下吧！”我頭腦中突然閃現出以前有位病人已被送到太平間，但家屬卻認為他還活著，又拽著醫生到太平間搶救的鏡頭。於是我下定決心，主動要求到太平間去一趟，“再努力一下”。

於是，我和兩位護士帶著除顫儀和搶救藥品來到了太平間。再次除顫、胸外按壓、注射腎上腺素……又做了一個完整的心肺復甦術。雖說當時已是中秋，天氣涼爽，但搶救結束後，汗水還是浸透了我們的衣衫。最後，我對死者的姐姐說：“我們真的盡了力，實在沒有辦法了。”撕心裂肺的痛哭聲一下子爆發出來。作為醫生，看著年輕的生命就這樣猝然離去，我心裡也很難過。

過了幾天，死者的姐姐給我送來一面錦旗，上面寫著“救死扶傷，醫德高尚”8個字。她說：“醫生，那天你辛苦了，謝謝你！”

在搶救室工作那幾年，每次搶救結束後，我都會讓患者的直系親屬進去看看，有時甚至容許他們大哭幾聲，釋放一下痛苦。朝夕相處的親人就這麼走了，誰心裡不難過呢？誰不想看親人最後一眼呢？如果我們能站在他們的角度，帶著感情去搶救，這樣的搶救不管能不能挽回生命，都是有價值的。

陳 軍

15年前，我在急診值班。一天，急救車送來兩名溺水的兒童。這是堂兄弟倆，一個8歲，一個7歲。根據查體情況我就可以斷定，兩個孩子都已經是死亡狀態。

即便如此，我們還是沒有絲毫猶豫，立即對哥倆進行了搶救。我至今還清楚地記得自己對著那已經發青的小嘴做口對口呼吸時的情景。當時我們醫院的搶救室裡沒有呼吸機，出了緊急情況必須臨時到手術室去取。在呼吸機到場之前，我們把所有心肺復甦的措施都用上了。搶救20分鐘後，我們對家屬下達了死亡通知書。

明明知道兩名兒童已經死亡，根本沒有搶救的必要，但我們還是做了搶救。為的是給患兒家人一絲安慰，給他們一個接受現實的緩衝期。一個家庭突然失去兩個孩子，孩子的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在一旁聲嘶力竭地喊著：“醫生，救救他們，求求你們了！”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醫生不做搶救，後果不堪設想。這就是醫學溫情的那一面。還記得那天搶救結束時，我早已淚流滿面，為兩個早早結束生命的孩子痛心不已。

4年前，我最要好的朋友的母親罹患膽管癌，已走到生命的最後一程。我朋友的哥哥是個非常孝順的人，他認定母親不該這麼快離開人世。為此，他到處打聽偏方和中醫中藥，幾乎到了喪失理智的地步，只要聽說有效，就拿來哄母親服用。可憐的老母親服了就吐，苦不堪言，卻又拗不過兒子的一片心意。聽說這一情況，我多次找我朋友的哥哥進行溝通。我告訴他：“接受現實，不要再做無用的事，不要再給老母親增加痛苦。”每次說完，他都會反問我：“我母親真的沒救了嗎？我不信。”我說：“你和家人以及醫生都已經盡力了，順其自然吧。目前，最好的辦法就是讓老人家沒有痛苦地走完她剩下的時間。”經反覆勸說，我朋友的哥哥最終接受了我的觀點，在母親彌留之際沒有采取任何有創的搶救措施，讓她平靜地離開了人世。

這裡的“不救”是因為，患者已經病了好長時間，家屬對病情已有了解，多多少少有了心理準備。而且，醫生和家屬之間有充分的時間做“不救”的溝通工作，可以讓家屬心平氣和地接受，不必做無謂的搶救，既增加患者的痛苦，又浪費錢財和資源。

董文毅

16年前的一個夏夜，一位90歲的胃潰瘍患者突發大嘔血。幾分鐘內血噴如注，患者很快進入休克狀態。如此重症，如此高齡，我立即感到搶救希望不大。但是，職業的責任感驅使我火速採取了搶救措施，3條靜脈輸液通道同時輸血用藥，天亮前硬是把患者從死神手裡奪了回來。

那次搶救我至今記憶猶新。對於絕大多數看似沒有希望的搶救，儘管我們做了最大的努力和巨大的付出，最終卻總是一無所獲。這往往會使我們對這樣的搶救產生某種質疑和動搖。但辯證地看，這樣的搶救還是有收穫的。我們收穫的不僅僅是對患者家屬的安慰，更重要的還有對生命的一種尊重、對人性的一種崇敬。

有幾年，我們中醫科病房經常收治晚期癌症患者。面對臨終的癌症患者，儘管醫生和家屬都清楚患者幾乎沒有搶救的必要了，但絕大多數患者家屬還是強烈要求醫生搶救到最後一分鐘。對於這一點，我有過疑惑，直到自己有了同時作為醫生和患者家屬的雙重體驗後，我才轉變了看法。

8年前，我85歲的老母親突然高熱40攝氏度，被送到急診科時已經處於半昏迷狀態。我妹妹痛哭著懇求我：“三哥，無論如何也要讓你們急診科的大夫把咱媽搶救過來！”那一刻，我深深體會到了病人家屬內心的那種悲痛。當時我想，只要全力搶救，就可能有一線希望；只要有一線希望，我們就要作出百倍的努力。在急診科醫護人員的積極搶救下，我母親奇蹟般地好轉了，但卻出現了重度痴呆症狀。這8年來，我妹妹無怨無悔，精心伺候著老母親。儘管類似植物人狀態的母親多年來都不認識我們這些兒女，但我們兄妹喊“媽媽”時，仍可以聽到她下意識的應答聲。這樣的結果，我們已經非常知足。

觀點交鋒

王 蓓

河北省保定蠡縣墜井男童家屬“被醫鬧”事件一度引發了醫務界的憤慨。但筆者從據多家媒體報道和多方信源得到的“醫鬧”事件的真相是：男童家屬認為孩子被救出來後應該先送往醫院搶救，他們所質疑的只是救護車為何會直接開往火葬場，並因此和“120”司機發生了衝突。

這件事讓我想起多年前在《健康報》上看到的一個小故事：一名溺水兒童被送到醫院急診室。經查體表明，這名兒童呼吸和心跳均已停止。值班的老醫生明知孩子毫無救活的希望，卻還是全力施救：打強心針，做心肺復甦術，實施口對口人工呼吸……兩個小時以後，孩子看上去實在沒有生還的希望，家長才主動提出放棄繼續搶救。臨走時，家長對盡了全力的醫生表示感謝。

事後，有年輕醫生問，這孩子送來時，明明已經不行了，我們為什麼還要盡力搶救呢？老醫生回答，“我也知道華佗再世也迴天無術了，不過，我們這樣做可以讓家長心裡好受些。”這時的“搶救”與其說在救死人，還不如說在救活人――是為了安撫家長，讓他們的喪子之痛有一個疏解的途徑。這樣做，也有助於減少醫患間的矛盾。

回到墜井男童的事件中。在救援現場，醫生宣佈男童死亡，對孩子“不再進行搶救”，這樣的決定確實是以醫學指徵為依據的。但是，如果我們能夠將心比心地想一下：一個悲痛的年輕父親，不願意相信自己孩子的死訊，希望再去醫院確認一下，這難道不是人之常情嗎？如果我們懷著同理心來看待這一事件，孩子家屬所做出的非理智舉動，也許就不那麼難以理解了，更無須上升到“醫鬧”的高度來予以譴責。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在場的醫者能像上則故事中的老醫生一樣，擁有一顆感同身受的悲憫之心，並迅速把孩子送到醫院進行心肺復甦，也許家長就不會那麼情緒失控了。

已明知搶救無效，但也盡力施救，即使只是在做做樣子，對孩子家長而言難道不也是莫大的寬慰嗎？“有時去治癒，常常去幫助，總是去安慰”，理解死亡患者家屬的痛苦，安撫他們的悲傷情緒，不也是醫者分內的事嗎？如果醫生當時能顧及到男童家屬可能產生的悔恨、自責、憤怒、哀傷等心理，能滿足他們的搶救要求，即使讓他們多付出一筆“搶救費用”，男童家長心裡也能好受些，因為他們感到自己對孩子盡了一份心，同時，也會對醫生感激不盡。如此，後面那些不愉快的事情想必也就不會發生了。

醫學是一門藝術而絕非僅僅是技術。它遠遠超越了疾病治療的範疇，而涉及更復雜的價值觀、道德觀、倫理觀，甚至風俗人情、生活習慣等。醫患關係本應充滿溫暖，現在卻達到歷史上的“冰點”，以至於無良媒體一個“醫鬧”的謊言就能立即引發廣大醫生的集體憤怒。

感人心者，莫先乎情，人心都是肉長的，我絕不相信今天的患者及其家屬都是沒有良心不講道德的人。正因如此，在醫患關係緊張的今天，醫院更應該主動作為，制定一系列制度和規定，讓醫者學會敬畏生命，並常懷有仁愛之心，以有人情味的醫療服務喚醒患者及家屬心底的良知和信任。

王麗江

搶救危重病人是醫療工作中最重要的環節之一。但隨著經濟的發展、社會的轉型，這個原本簡單的問題卻逐漸變得棘手起來。

上世紀80年代，我作為醫生搶救過很多瀕臨死亡的患者，多次將徘徊在鬼門關前的生命拽了回來，也因此充分感受到了那一身白衣帶來的成就感。儘管難免也會因目睹病人撒手人寰而感到無力、沮喪，但無論是成就感還是沮喪感，都只是我自己內心的感覺。搶救成功，家屬千恩萬謝；救治失敗，家屬默默離去，不會製造任何糾紛，大家相安無事。

當時，醫生心裡想的也很單純，只要充分利用自己掌握的現代醫學技術全力施救，就根本不用考慮會有什麼後果。不知從何時開始，搶救變得如此複雜，多重因素困擾著醫生，使得他們不堪重負，進退維谷。

我曾搶救過一名溺水患者。患者在溺水後兩個多小時才送到醫院。當時，他的呼吸、心跳已經停止，兩側瞳孔散大，所有醫生都明白已無搶救意義。但在家屬激動的情緒以及過激的言行面前，醫生的理性思維全然無用。一隻“看不見的手”指揮著我們進行所有的搶救過程，清理呼吸道、人工心肺復甦、血管給藥……整個過程持續了一個多小時，最終還是預料中的徒勞，只好在家屬的憤憤不平中停止搶救。

此事如果發生在20年前，我會盡可能客觀、科學地告知家屬這種搶救毫無意義。我們不會因此而承受心理壓力，不會浪費醫療資源，不會遭受家屬謾罵，更不會引發醫療訴訟。而當下，家屬根本不聽你解釋，只給你“命令”。我沒有選擇，只有“服從”。明知結果不可逆轉，但願搶救的這一系列過程對家屬在心理上是一種安慰，儘可能緩衝可能發生的衝突，避免對醫生以及醫院的負面影響。如此沒有醫學救治意義的救治卻在當前的特殊環境下有著無比重要的意義，醫學已不再是單純的科學。

我擔心的是這樣一種“兩難”：不實施搶救無法安慰家屬，實施搶救的高額費用又會帶來家屬的責備，我們情何以堪？

警惕醫生的自保心理

李高俊

給抱著一星半點希望的家屬安慰，對醫生來說是理所應當的事。然而，用高昂的搶救費用、短缺的醫療資源換來對家屬一時的安慰，這種代價是不是太大了？我認為在給患者家屬安慰的背後，還存在著醫患關係日益惡化導致的醫生求自保的心理。

古人云：“逝者為大。”我們應該尊重生命。每一個生命的離開都會給親人帶來傷痛，但我們不能為了給活著的人安慰就不尊重死者。當瞳孔散大固定、沒有自主呼吸、任何一位醫生都清楚沒有生還希望的情況下，還要做氣管切開，是不是很殘忍？

現在醫療技術高度發達，許多過去無法治療的絕症，現在也有了醫治的辦法。由此，人們對於沒有希望的病人就抱有了更大的希望。“死馬當活馬醫”。做父母的，絕不甘心自己的子女不經搶救就離開人世；做子女的，明明知道搶救徒勞無功，也無法做到灑脫地放手。為了盡孝心，為了避免良心上的譴責，不給自己留下“不孝順”的壞名聲，所有人都要求醫生“試一試”。而作為醫生，在當前醫患關係緊張的情況下，為了保護自己，以免日後給人留下話柄，也只好遂了家屬的心願。

人與人之間是需要溝通的，也是能溝通的。我們不能拿已逝的生命作為溝通的橋樑。我們每個生命來到這個世界，不論生與死都需要尊重。親人因意外或病痛即將離世，家屬的心情可想而知。但作為醫生，我們或許應該去想別的辦法幫助家屬平靜下來。因為只要你給他哪怕一丁點的機會，他就會抱很大的希望。當不是希望的希望再次破滅時，那種痛苦又該如何平復？

劉桂花

日前北京發生的那起停車糾紛導致兩歲女童被嚴重摔傷的事件實在太極端了，所有人聽說後都震驚不已，女童的家屬更是處在精神崩潰的邊緣。

類似這種從天而降的大劫難，誰都難以承受。然而，醫生對病情的評估應該是科學、理性的。搶救中，醫生坦誠地以恰當的語言和方式向家屬中尚能交流的對象告知危險程度和搶救預後是必須的。否則，家屬始終懷有希望，當患者真的“不行了”時就可能引起誤會。當然，這種告知萬萬不能讓家屬感到醫生匆忙中就作出了沒有搶救意義、不能生還的判斷，而應該是“醫生已經努力，只是無力迴天”。

還記得我有一位40多歲的病人，5年前就被診斷為運動神經元病。這些年來，他反覆發生各種感染、心衰、心律失常，備受煎熬。就在不久前，他再次發生了重度肺部感染、多臟器衰竭。我們告訴家屬病人已處於病危狀態，搶救效果極差，並婉轉地勸說不要堅持了，但家屬仍要求積極搶救。在經歷了各種器械、藥物治療後，病人最終還是死亡。看到渾身插滿各種管子的他，我問家屬為什麼明知已無救活的希望，還要讓他受罪？家屬的理由無外乎接受不了親人離去、怕人說閒話等。

醫生明知病人活下來的希望幾乎等於零，只是為了滿足家屬積極搶救的要求，這樣的搶救沒有任何意義。作為一位急診醫生，我們見多了生生死死的場景，心裡卻總有許多糾結。特別是對那些本該早些診治卻貽誤時機、本應積極治療卻放棄醫治的病人感到惋惜。而另一方面，那些長期在痛苦中煎熬已無治療價值的病人，卻因家屬的要求不得不堅持一次次地搶救。我在想，怎麼才能讓醫生盡心救活那些能救活的人、治療那些能治療的病，把有限的醫療資源用在刀刃上呢？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

相關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