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做到這些，您的孩子很可能被“養出”心理疾病！

8月家長課堂預告：

時間：8月4日晚7:30―8:30

主題：《本國本科留學的準備》

主講人：許軼時間：8月9日晚7:30―8:30

主題：《申請美國名校新SAT、ACT考試如何選擇與備考？》

主講人：許軼時間：8月10日晚7:30―8:30

主題：藝術留學相關，主題暫定

主講人：字文莉時間：8月11日晚7:30―8:30

主題：《家長如何培養學生的託福自學態度》

主講人：祁連山時間：8月16日晚7:30―8:30

主題：《如何從申請角度選擇國際課程/國際學校》

主講人：老查時間：8月17日晚7:30―8:30

主講人：字文莉時間：8月23日晚7:30―8:30

主題：《申請美國名校如何策劃課外活動》

主講人：

老查時間：8月24日晚7:30―8:30

主題：移民相關，主題暫定

主講人：寧嘉晨

如何聽講座：直接給公眾號“國際學校家長圈”回覆“入群”查看

如果說我大學裡確實學到了什麼，那就是詩人菲利普·拉金言之有理：“他們害了你，你爸和你媽。雖然不是故意的，但他們的確害了你。”當時，我生下兒子不久，便重返學校修讀臨床心理學。腦中想著孩子，手頭卻還要準備期末論文，在這種情況下，我很容易留意到那些論述父母如何害了孩子的研究。當然，每個人都知道，麻辣老媽和出任學校家長教師聯合會主席、每天孩子回家都奉上牛奶與親手烘焙餅乾的媽媽，會培養出完全不同的孩子。但我們多數人落在這兩個極端之間，而在這個區間，很多事情一不小心就會做錯。

作為一名媽媽，我很想做對。但是什麼才是“對”呢？帶著這個問題，我走進書店，立馬眼花繚亂：布萊澤頓、斯波克，還是希爾斯？幼兒中心派、家長中心派，還是合作派？……我到底該追隨哪種理論？

好消息是，至少在英國著名兒科醫生、兒童精神學家唐納德·威尼康特看來，要養育出身心健康的孩子，你不必非得是完美媽咪。用他的話說，只須當一個“過得去的媽媽”就好了。不過，過去所有研究――從約翰·鮑爾比的“依戀理論”到哈里·哈爾洛的猴子實驗――都表明：如果不能精確解讀你的孩子，誤解了他們的信號，或者給予他們的愛太少，幾十年後，他們就很可能會走進心理治療診所（如果有足夠的鈔票支付這筆帳單），坐在沙發上，靠著一盒紙巾，聲淚俱下地回憶著媽媽對他做了什麼，爸爸又沒做到什麼――每週50分鐘，有時長達數年。

而作為心理治療醫生，我們的主要工作就是重新當一回病人的父母，提供一種“矯正性情感經驗”，讓他們無意中將早期的被傷害感覺移情到我們身上，然後給出不同的迴應――與他們童年期所得到的相比，更加體貼、更具共情的迴應。

至少理論上是這樣。然後我開始接待病人。

特殊的病人

我頭幾個病人幾乎是教科書上的範本。當他們訴說不幸童年時，我毫不費力地就能將他們的傷心與成長經歷聯繫起來。但是很快，我遇到了一個例外，這個姑娘20多歲，聰慧美貌，姑且稱她為麗齊。麗齊有堅實的友情、親密的家庭，和極度空虛的感覺。她告訴我，之所來諮詢，是因為她“就是不快活”。她還說，令人沮喪的是，她找不出來自己到底是對什麼不滿。她說她有一對“棒極了”的父母，兩個出色的手足，支持她的朋友，極佳的教育，很酷的工作，健康的身體，漂亮的房子。她的家族史上沒有抑鬱症或焦慮症病人。那為什麼她老是失眠呢？為什麼她總是猶疑不定、怕犯錯誤、無法堅持自己的選擇呢？為什麼她認為自己不像父母一直評價的那樣“驚人”、覺得“心中總有一個空洞”呢？為什麼她描述自己感覺“飄忽不定”呢？

我被難住了。這個案例裡沒有漠不關心的父親、求全責備的母親和其他放任自流、愛貶低人、雜亂無章的照料者，問題出在哪裡？

當我試圖弄明白時，令人驚奇的事情發生了：類似的病人越來越多。我的沙發上坐滿了二三十歲的成年人，自述患上憂鬱和焦慮，很難選擇或專注於某個令人滿足的職業走向，不能維持良好的［親密］關係，有種空虛感或缺乏目標感―――但他們的爹媽無可指摘。

恰恰相反，這些病人都說到他們是多麼“崇拜”父母，說父母是自己在這世上“最貼心的朋友”，從來都是有求必應，甚至出錢讓他們來接受心理治療（當然也在替他們付房租和汽車保險），這讓他們既愧疚又困惑。畢竟，他們最大的抱怨就是無可抱怨！

起初我很懷疑這些人的陳述。童年一般都不完美，那麼，如果他們的童年很完美，為何會如此迷茫、不自信？這跟我學過的知識背道而馳。

但相處一段時間後，我開始相信他們並無粉飾或曲解。他們真的擁有關愛備至的父母，給他們“發現自己”的自由，鼓勵他們想做什麼都行，接送他們上學放學，陪他們做作業，當他們在學校受欺凌或孤立時出手相助，在他們為數學發愁時及時請家教，看到他們對吉他表現出一絲興趣就掏錢讓他們上音樂課（喪失興趣時又允許他們放棄），當他們違規時跟他們談心，而不是簡單粗暴地懲罰（運用“邏輯後果”來替代懲罰）。一句話，這些父母很“體貼”，投入地引導我的病人們順利通過童年的種種考驗和磨難。作為一個力不從心的媽媽，我常會在聽病人陳述時，暗自奇怪這些偉大的父母是怎麼做到這一切的。

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問題浮現在我腦海：這些父母是否做得太多了？

是啊，我，還有無數同樣的人，都在努力地做好父母，就是為了今後我們的孩子不至於淪落到心理醫生的沙發上，而我正在目睹這種養育手段的血肉後果。為了給孩子提供正確的養育，我們拼盡全力、精疲力竭，而他們長大之後卻坐在我們的辦公室裡，訴說他們感覺空虛、迷惑、焦慮。我讀博士時，學院裡的臨床焦點在於缺乏父母體貼如何影響孩子，誰都沒有想到問一問，如果父母過度體貼的話，這些孩子又如何呢？

過度保護剝奪幸福感

在美國，育兒一直是個爭議話題，因為風險太大，而各派學說難有定論。在不同門派之間，一直劍拔弩張：親密育兒派vs嚴格教導派，兒童中心派vs家長中心派，社會風向“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不過，即便在推崇“別過多擁抱你的孩子”的20年代（行為主義心理學家約翰～華生在其著名育兒指南里寫道“當你身不由己地想愛撫孩子時，記住母愛是一件危險的工具。”），所有育兒法的根本目的是一樣的：將孩子培養為有生產能力的、幸福的成年人。我的父母希望我幸福，我祖父母也希望我父母幸福。不過，近年來出現的變化則是：人們對幸福的看法和定義不同了。

如今，光是幸福還不夠，你得更幸福。美國夢以及對幸福的追求已經從“尋求大致滿足”變異為“你必須任何時候、各個方面都幸福”。“我幸福，”格雷琴·魯賓在暢銷書《幸福工程》中寫道：“但我還應該更幸福。”這種追尋已經風靡全美，變成一場舉國運動。

那她到底應該幸福到什麼程度？魯賓也不確定。聽上去她和我一些病人的情況完全一樣：擁有絕佳的父母，“高大、黝黑、英俊”（並富有）的丈夫，兩個健康可愛的孩子，一大幫朋友，在上東區買了豪宅，耶魯大學法學學位和成功的自由撰稿事業……儘管如此，魯賓仍不滿意，“似乎缺了點什麼”。為了消解“憂鬱、不安、低落和四散的內疚”，她開始了一段“幸福旅程”：列出行動清單，每週一買3本新雜誌，不斷收拾衣櫥。

在付出整整一年努力之後，魯賓承認她仍在掙扎。她寫道：“從某種意義上說，我讓自己更不幸福了。”接著她揭示了所謂“成年的奧祕”之一：“幸福並不總讓你感到幸福。”

現代社會學研究支持了她的說法。“幸福作為生活的副產品，是很棒的一個東西，”斯沃斯莫爾學院社會學教授巴里·施瓦茲說，“但把幸福作為目標來追求，只會導致災難。”而現代很多父母正是孜孜不倦地追求著這個目標，卻適得其反。我和同事由此開始懷疑：會不會是父母在孩子小時過於保護他們，避免讓他們不幸福，才剝奪了他們成年後的幸福感呢？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精神病醫生保羅·波恩說，答案可能是肯定的。在臨床實踐中，波恩發現很多父母會盡一切可能避免孩子體驗到哪怕一丁點的不適、焦慮或者失望。當孩子長大，面對正常的挫折，就以為事情嚴重出錯了。他說：當學步兒在公園裡被石頭絆到，剛剛倒地，還沒來得及哭呢，一些父母就會飛撲過來，抱起孩子，開始安慰。這事實上剝奪了孩子的安全感――不僅在遊樂場，而且在生活中。如果你不讓孩子體驗那剎那間的困惑，給她一點時間，讓她明白髮生了什麼（“噢，我跌倒了”），讓她先把握跌倒的挫折感，並且試圖自己爬起來，她就不會知道難受是什麼感覺，以後在生活中遇到麻煩時也不知道該如何應對。這些孩子上大學時，會因為最小的麻煩發短信給父母求救，而不會自己找辦法解決問題。假如，當孩子被石頭絆倒，父母允許她自己恢復一秒鐘，再去安撫她的話，孩子就學習到：“剛才有一秒鐘挺嚇人的，但我現在沒事兒了。如果有不快的事情發生，我能自己擺平。”波恩說，多數情況下，孩子會自己應付得很好，但很多父母永遠弄不懂這一點，因為他們忙於在孩子不需要保護時過早伸出援手。

這讓我回憶起自己當兒子在沙坑裡摔倒時一個箭步衝上前。回憶起兒子四歲時，我一個朋友死於癌症，我當時第一想法是：不能告訴他。畢竟他都不知道她病了（有次他注意到她戴著頂頭巾，問我她是不是正統派猶太教徒，我膽怯地說“不是，她就是喜歡頭巾”。）我知道他可能會注意到我們不再去探望她了，但我讀過的所有育兒書都說，得知親友的死訊對於孩子來說太可怕了，所以，在不說謊的情況下（我們這些明理的、體貼的家長可不能對孩子撒謊啊），我只好給這個不幸的消息裹上一層保護衣，同時知道這層保護衣擋不住兒子那折磨人的“為什麼”。

最終，我把真相告訴了兒子。他問了很多問題，但並未因為震驚而昏倒。總之，用波恩的話說，我對兒子的信任讓他更加信任我，並最終更有安全感。通過告知他這件事，我傳達了一個信息：我相信他可以忍受悲傷和焦慮，而我會在一旁幫助他度過難關。如果不告訴他，則傳達了另外一種信息：我覺得他處理不了難受。而這正是很多成人每天以隱含的方式向孩子傳達的信息。

哈佛大學講師、兒童心理學家丹·肯德隆表示，如果孩子不曾體驗痛苦的感覺，就無法發展“心理上的免疫力”。

“這就像身體免疫系統發育的過程，”他解釋說，“你得讓孩子接觸病原體，不然身體不知如何應對進攻。孩子也需要接觸挫折、失敗和掙扎。我認識這樣的父母：一旦孩子沒有入選棒球隊或者在全校演出裡獲得角色，他們就給學校打電話抱怨。還有一個孩子，說他不喜歡跟他一起乘車上學的另外一個孩子，而父母沒有讓孩子學會如何容忍他人，卻乾脆親自開車送孩子上學。這些孩子直到青春期都沒有體驗過任何困苦。所謂文明，就是學會適應不夠完美的情況，但父母常常遇到不快即刻出手，為孩子鋪平道路。”

洛杉磯臨床心理師溫迪·莫格爾，10年前出版了《放下孩子》一書後，成為美國多所學校的顧問。她告訴我，過去幾年間，大學招生部主任們彙報，現在“茶杯”式新生越來越多―――他們是如此脆弱，稍稍碰壁，就有可能碎掉。“父母出於好意，在其整個童年期替他們消化掉了所有的憂慮，”莫格爾評論說，“結果他們長大後不知如何面對挫折。”

無私與自私

這也許就是麗齊那樣的病人最終會出現在心理醫生面前的原因。“即便擁有世界上最優秀的父母，你還是會經歷不那麼開心的時光，”洛杉磯家庭心理師傑夫·布盧姆說，“一個孩子應該體驗正常的焦慮，才會有適應性。如果我們希望孩子長大後更加獨立，就應該每天為他們將來的離開做好準備。”

一個莫大的“如果”。布盧姆相信，我們很多人根本捨不得孩子離開，因為我們依賴他們來填補自己生活中的感情空洞。不錯，我們在孩子身上付出了無數時間、精力和財富，但那是為了誰？

“我們把自己的需要和孩子的需要混淆了，並認為這是最佳育兒之道，”布盧姆說著嘆了一口氣。我問他為什麼嘆氣，他解釋道，“目睹這種現象令人傷感。我曾無數次告訴家長，他們因為自身的心理問題而在孩子的感受上投入過多關注。如果一個心理醫生告訴你――你需要在孩子身上少花精力的話，你應該知道問題已經很嚴重了！”

去年十月，在為《紐約時報雜誌》撰寫的一篇文章中，路易斯安那州一名媽媽瑞內·巴徹描述了送女兒去美國東北部上大學後她的空虛感。巴徹本來想從其他身為人母的朋友那裡得到一些安慰，沒想到人家正忙著給孩子的大學宿舍買冰箱，或者衝回家幫助中學生孩子關電腦。於是巴徹也不時去女兒宿舍，找各種藉口挑剔女兒的寓友，以幫忙搬家為由待上很久，開始她辯解說是為了女兒好，但最終承認：“人家所說的‘直升機父母’就是我這種人。”

巴徹這樣的媽媽並不罕見。莫格爾說，每年開學時，父母們賴在校園裡不走，大學管理者不得不動用各種招數“驅趕”新生父母。芝加哥大學在開學典禮結尾時加了一曲風笛演奏――第一曲帶領新生到下一個活動場合，第二曲意在把家長從孩子身邊趕開。佛蒙特大學聘用了“家長驅逐員”，專門負責把緊跟不放的家長擋在門外。很多學校還指定了非正式的“家長接待院長”，專門對付難纏的成年人。近幾年有很多文章探討為什麼那麼多二十幾歲的年輕人拒絕長大，但問題往往不在於孩子拒絕分離和個體化，而在於父母阻撓他們這樣做。

“被愛和被時時監控之間是有區別的，”丹·肯德隆說。他承認甚至連他自己都在糾結當中。“我馬上就變成空巢家長了，”他說。“有時我都想把孩子的大學申請表給燒了，這樣我就有人陪伴了。我們的社區比以前小了――我們成年後幾乎與世隔絕，更多的人離婚――我們真心想與孩子相處更多時光。我們渴望甚至有賴於他們把我們當成知己，而不是僅僅要他們感念我們。我們每天和孩子互發多條短信，如果錯過了短信就會悵然若失。所以當孩子為小事求我們幫忙時，我們不但不生氣，反而鼓勵他們這樣做。”

繁忙的工作加劇了這種現象。“如果你每天只能跟孩子相處20分鐘的話，”肯德隆問，“你是想因為他沒收拾好房間而跟他拌嘴、讓他生氣呢，還是一起玩兒個遊戲？我們不再給孩子立規矩了，因為我們想讓我們的孩子時刻喜歡我們，儘管有時侯讓他們受不了。”

肯德隆還觀察到，由於我們比祖輩生的孩子更少，每個孩子都變得更加珍貴。與此同時，我們從孩子身上索求的也更多――更多陪伴，更多成就，更多幸福，在此過程中，無私（讓孩子幸福）與自私（讓我們自己高興）界限越來越模糊。

“我們希望孩子過著我們心目中的幸福生活―――做一個幸福的銀行家，幸福的外科醫生，”巴里·施瓦茲說，儘管那些職業“不一定讓人幸福”。至少對於一部分父母來說，如果孩子在沃爾瑪當收銀員，他們不會那麼高興，哪怕孩子臉上每天都掛著笑容。“他們高興，但我們不高興。”施瓦茲說，“儘管我們說對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他們幸福，我們會竭盡所能幫他們獲得幸福，但父母的幸福該終於何處，孩子的幸福該始於何處，我們並不清楚。”

施瓦茲的話令我回憶起和一名夏令營營長的對話。她當時在對我介紹我兒子那個年齡組的活動，當說到籃球、T-ball、足球等時，她飛快地說，“當然都是非競賽性的，我們不鼓勵競賽。”我忍不住笑起來，競賽原來是洪水猛獸啊，孩子們避之惟恐不及。從心理分析的角度看，這是不是家長們化解自己競爭天性的手段呢？

這也許可以解釋為何美國人對於蔡美兒的《虎媽戰歌》有那麼激烈的反應。蔡的育兒方法在博客和媽媽論壇上廣受攻擊，被認為是虐待，但這並不能阻止該書連續幾個月高踞《紐約時報》暢銷書榜首。有些父母可能純粹出於好奇而讀完了它，但蔡的書引起那麼大反應，更可能是因為批評者和蔡美兒異曲同工。蔡可能過於執著於孩子的成功――不惜以她們的幸福為代價，但很多執著於孩子幸福的父母與蔡有著同樣的動力，只是外包裝更加漂亮而已。我們採納的是“魚和熊掌兼得”的態度：既渴望孩子取得高成就，同時又不要他們付出取得那種成就所必須的犧牲和掙扎。

溫迪·莫格爾說，蔡“以極其坦白的方式，承認了很多人在想卻又不肯承認的事情。”在她接觸的家長中，有不少人為了孩子能在家庭作業上多花時間，連最基本簡單的家務事都不讓孩子做。這些家長到底是太放縱了（不用做家務），還是太狠心了（教導孩子好成績比做一名負責任的家庭成員更重要）？莫格爾和肯德隆同意，無論表面形式如何――偏執於快樂還是偏執於成就――家長的過分投入都是在製造自戀的一代，這對我們的孩子來說是傷害。

培養自信導致不自信

幾個月前，我打電話給聖迭戈州立大學心理學教授、《自戀流行病》作者之一珍·圖文齊。她告訴我，對於很多病人聲稱自己有過非常幸福的童年，但成年後對生活不滿，她一點都不奇怪。當父母為了增強孩子的自信而總說孩子“做得好！”――不僅僅是孩子第一次自己學會穿鞋，而是每天早上穿鞋時都這麼誇讚――孩子就會覺得自己做的每件事都很特別。同樣，如果孩子參加活動，僅因“努力嘗試”就得到獎勵的貼紙，那他永遠都得不到關於自己的負面評價（所有失敗都被粉飾成“努力嘗試”）。圖文齊說，自1980年代以來，在中學和大學裡，孩子的自我評價指數日益上升。但健康的自信很快就會變成有害的自我膨脹，和自戀症如出一轍的自我中心和不勞而獲感。事實上，大學生的自戀指數上升速度跟自我評價保持一致。

與此同時，焦慮和沮喪人群比例也在上升。為什麼會這樣？“自戀者年輕時會很快樂，因為他們是宇宙的中心，”圖文齊解釋說，“父母就像僕人，開車帶他們參加各種活動，滿足他們每一個願望。父母不斷地告訴孩子，他們是多麼特別，多麼有才華。這給他們一種錯覺，彷彿與其他人類相比，他們簡直卓爾不群。他們不是自我感覺良好，而是比所有人感覺都好。”

步入成年後，這成為一個大問題。“那些自命不凡的人會與周圍的人格格不入，”圖文齊說，“他們不知如何在團隊裡合作，不知如何面對限制。在辦公室裡，他們希望時刻得到新奇的刺激，因為他們的世界總是充滿各種活動。他們不喜歡老闆說他們的工作尚需改進。如果沒有得到源源不斷的褒獎，他們會喪失安全感。他們成長於這樣一種文化中：凡參與者皆獲獎杯。當你參加真正的比賽或工作，會發現這很可笑，沒有意義。誰會看一場沒有贏家和輸家的NBA比賽？當某些人工作成效卓絕時，難道所有人都應該同薪同酬嗎？他們在一個泡泡里長大，出了這個泡泡來到現實世界時，就感到迷惑和無助。那些問題總是被他人解決的孩子相信他們自己並不知道如何解決問題。他們沒錯――他們的確不知道怎麼解決問題。”

上個月，我和一名原先在首府華盛頓做少年足球教練的投資家通話。他告訴我，少年足球隊的一條規則是：不計比分。他當時感覺十分荒唐。他自身的運動員經歷彌足珍貴，因為他不得不應對失利。“我想，要是不計比分的話，孩子們都會變成嬌氣包兒。”

後來他明白了這種規則的意義，因為有些孩子如果輸得太慘，會悲痛欲絕。“我們不要孩子感覺太壞，不要他們感到壓力。”他說。（當我對溫迪?·莫格爾複述這場對話時，她在電話那一頭尖叫起來，“請讓他們小時候悲痛欲絕吧！而不要等到上大學時再第一次經歷傷心！拜託，拜託，拜託！讓他們在足球場上經歷多次傷心！”）再說了，教練不計比分，孩子們自己也在計算呢，這又怎麼保護得了他們呢？

教練說，每次他們輸掉比賽，他都必須找到正面的因素，讓孩子們扭轉沮喪的心情，否則會損傷他們的自我評價。足球季結束時，每個孩子都得到獎盃，“最佳精神獎”贈與那個從不聽講總是說話的淘氣包，“最佳進步獎”贈與那個“毫無運動天賦卻十分努力”的孩子。即便遊手好閒的孩子也得了獎盃，“用什麼名堂呢？總不能說‘最守時獎’吧？所以我們乾脆取名‘教練獎’。”教練說這是強調團結合作的教育手段，而他成長過程所經歷的是做一名富於競爭性的運動員，“把我們這一代培養的比較自私、只顧自己。”

我問溫迪，這種溫柔的教育手段是否會讓孩子不那麼自我中心？她說恰恰相反：父母保護孩子不接受準確評價，反而讓孩子認為他們應該得到特殊待遇。“一位小學校長告訴我，一名家長要求老師不要用紅筆判作業，因為她認為，孩子看到滿篇紅字會難過的。這就是以保護孩子自我評價為名義的自大自滿自私自利。”

荒謬的是，父母刻意培養孩子自信的行為有時反而讓孩子不自信。當麗齊說她覺得自己不像父母稱讚的那樣“傑出”時，我一點都不驚奇。父母把她說得那麼“出色”，她怎麼可能做到？為了讓她有安全感，父母不願承認女兒的缺陷。“我數學很差，”當麗齊注意到自己比同學更難完成數學作業，曾這樣對父母說。“你數學不差，”父母回答說，“你只是學習方式與別人不同。我們會請個家教，把信息‘翻譯’成你能理解的模式。”

家教費盡心機，幫助麗齊把數學成績提高了一點，但她心裡清楚自己數學沒有同學好。“我不是學習方式不同，”她對我說，“我就是數學很糟！但在我家裡，你永遠不會在任何方面差勁，你只是相對來說更擅長某些事情而已。如果我說我不擅長幹某些事，我父母會說，‘噢，寶貝，不，你才不是呢！’”

溫迪·莫格爾說，現在，“孩子要麼有學習障礙，要麼是天才，要麼兩者兼具，沒有平庸之輩。”她1980年代剛開始做心理測試時，很害怕告訴家長他們的孩子有學習障礙。但現在，父母們寧可相信他們的孩子有學習障礙，以便解釋孩子不夠卓越的表現，也不願意相信孩子本身資質普通。“他們認為，‘普通’不利於保護孩子的自我評價。”

選擇與安全感

諷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自我評價無法預示一個人將來會感到多滿足，特別是當自我評價來自不停的寬容和表揚，而不是來自真正的成就時。瓊·圖文齊說，研究表明，能預示一個人將來是否充實和成功的是堅持不懈、靈活適應和接受現實考驗的能力，具備了這些品性，人們才能順利過日子。

但是現在，很多孩子沒有機會學習這些品性。幼兒園老師珍妮對此深有感受，她舉例說，一位母親送孩子來上學，她忙著簽到時，孩子跑到一邊玩，跟另一個孩子搶玩具。她的孩子先拿到了卡車，但另一個孩子把它搶走了。兩人爭吵了一會兒，那個孩子拿了一輛舊卡車扔給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看到取勝無望，也就接受了這種安排。

孩子沒事兒，但媽媽不幹了，跑過去講道理，說“這不公平”，要求那個孩子把卡車還回來。“你看，孩子本來沒事了，她的孩子很有適應性，但她破壞了這一切。我們的確教孩子不要搶玩具，但這種事時有發生，孩子需要學會自己解決問題。孩子本來可以應付困難的，但他媽媽卻火冒三丈，我只好花時間平息家長，儘管孩子在一旁玩兒得挺開心。”

珍妮說家長對老師如何處理孩子之間的一舉一動都高度敏感，她在工作當中感覺如履薄冰。再例如，如果有那麼兩個孩子在淘氣――罵人、爬桌子、扔沙子，什麼的――她直覺的反應就是喊一句“嘿！你們倆！不許這麼著！”但如果她真這麼說了，她就會被炒魷魚。她必須去和孩子們談心，找出他們當時有什麼感受，對他們解釋有那種感受時，可以使用其他方式，而不必罵人或者攘沙子，再幫助他們共同找到解決方案。

“我們如此關注在訓育孩子時使用正確的語言，以至於我們忘記了到底要孩子接受什麼教訓――不許罵人，也不許攘沙子！”她說。“等我們把一切都‘談妥’時，孩子們早就不想玩兒了。他們背誦下來道歉的詞兒，5分鐘之後故技重演，因為他們闖過了一關。‘不許做’很管用，因為孩子們知道這麼做不對，信息準確而清晰。但為了保住我的工作，我必須去探究他們的情感。”

另外一位從教17年的幼兒園老師兼母親則說，這些年來，父母越來越多地阻礙孩子的發展。“我看見這些父母如何對待孩子，而孩子一旦進了我的班，會經歷巨大的重新適應。入學之後，孩子會意識到自己不是世界的中心，這對他們來說是有好處的，因為在某些時候，別人的感受的確比他們的更重要。但這要求孩子在家裡也遵守同樣的規則，否則他們會變得很乖張，因為他們不考慮別人。”

這位老師還說，還有很多父母，自以為設立了規則，事實上卻搖擺不定。當孩子纏著要買冰淇淋，家長先說不行，今天不買，星期五買。孩子糾纏、談判，家長可能認為談判意味著“尊重孩子的意見”，於是說“好吧，今天買，但明天不許要！”

“每年都有家長找到我，問‘為什麼孩子不聽我的話？為什麼她不能接受拒絕？’我會說，‘孩子之所以不能接受拒絕，是因為你們從來不拒絕。’”

巴里·施瓦茲認為，那些充滿愛意的父母每天給孩子很多選擇，結果孩子不僅被慣壞了，而且簡直癱瘓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理念是：有選擇是好的，選擇越多越好，”他說，“但這不是事實。”

在一項研究中，施瓦茲將孩子隨機分成兩組畫畫。第一組孩子可以從3支油性筆中選1支，第二組則可以從24支中選1支。當一名不知情的幼兒園繪畫老師對作品進行評價時，被列為“最糟”的多是第二組孩子的作品。然後，研究者讓孩子選擇一支筆作為禮物，孩子選完後，再試著說服他們歸還這支筆，換取另外一個禮物，結果第二組孩子放棄起來容易得多。施瓦茲認為，這表明選擇更少的孩子不僅更專注於繪畫，而且更容易堅持他們最初的選擇。

那麼，這跟育兒有什麼關係？施瓦茲說，它意味著，當選擇更少時，孩子更有安全感，更不焦慮。較少的選擇幫助他們專注於某事，這正是日後生活所需要的。

“研究顯示，專注於某項工作給人更大滿足感，那些總是需要很多選擇並且有退路的人，常常被甩在後面，”施瓦茲告訴我，“我的意思不是說別讓孩子嘗試各種興趣或者活動，而是應該理性地給予他們選擇。很多父母告訴孩子，‘你可以做任何想做的事，可以隨時退出，如果不是百分之百感興趣，可以去嘗試其他。’難怪他們長大後以同樣的方式生活。”他在斯莫沃斯大學畢業生身上看到了同樣的現象。“他們不能忍受這樣的想法：選擇一種興趣或者機會就要放棄其他，所以他們浪費多年時光，希望完美答案現身。他們沒弄明白，他們應該尋找‘過得去’的答案，而不是完美答案。”

而當我們給孩子提供無數選擇的同時，就向他們傳達了這樣的信息：他們有資格過完美生活。恰如哈佛心理學家丹·肯德隆所言：“當他們感覺絲毫不爽，就會有另外一種選擇擺在面前。”莫格爾說得更坦率：父母用豐富的選擇造就了焦慮而又有優越感的孩子，她稱之為“殘廢的皇族”。

作為一名母親，我對此再熟悉不過。我從來不對兒子說：“這是你的烤奶酪三明治，”而是說：“你想吃烤奶酪還是魚條？”週六我會說，“你想去公園還是去沙灘？”有時我的兒子因為我們必須去食品店而大發雷霆，我也不敢把他抱起來放進車裡，而是給他選擇。這樣一來，沒有選擇我們就什麼都做不成。有一天，我告訴他“穿好鞋，我們去xx商店。”他老練地問，“還有什麼其他選擇嗎？”我告訴他沒有選擇，因為我們必須去那個商店買一樣東西。“我不能參與決定就不公平！”他精明地回答。他已經習慣了無窮盡的選擇。

我小的時候，並不能每次都挑選吃什麼，或者週末去哪裡，我的同齡人也一樣。可以跟父母協商到一定程度，我們也都很滿足。等我們長大了，可以承擔多種選擇帶來的責任時，再有選擇也不遲。圖文齊說，“在當今，我們在孩子小的時候拿他們當大人，等他們18歲的時候，又拿他們當小孩兒。”

和許多父母一樣，我一直以為給孩子多種選擇可以培養他們的力量感，讓他們覺得自己更有控制力。但施瓦茲的研究表明，太多選擇可能會使人更加沮喪，更加失去控制。

這有道理。我還記得自己那天走進書店，看見那麼多育兒書籍時，所感受到的壓迫感和焦慮感。如果選擇不是那麼多，事情將變得更加簡單―――特別是在根本沒有完美育兒法的情況下。

父母的焦慮之下潛藏著一種信仰，那就是：如果我們做對了，孩子不僅會成長為快樂的大人，而且會成為讓我們快樂的成年人。這是一種誤會，養育雖然重要，卻不可能完全勝過天性，而且不同的養育方式適用於不同的孩子（因此同一屋檐下的手足會有迥異的童年經歷）。我們可以讓孩子接觸藝術，但不能教給他們創造力；我們可以保護他們迴避卑劣同窗、糟糕成績、各類拒絕、自身侷限等等，但最終他們會親身遭遇這些事情。事實上，在不遺餘力為他們提供完美童年的時候，我們讓孩子的成長變得更加艱難。也許家長需要成長起來，需要放手。

就像溫迪·莫格爾說的：“孩子不是我們的作品。”

最近我注意到我的一個病人在來過兩次之後開始感覺不安，我問他怎麼了，他承認對來接受治療感覺舉棋不定。我問他為什麼。

“我父母要是知道我在這裡的話，會感到他們失敗了。”他解釋道。“不過，也許他們會高興我來這裡，因為他們就是想讓我幸福。所以我不知道他們會感覺鬆一口氣――因為我來這裡是為了更幸福，還是會感覺失望――因為我還不夠幸福。”

他停頓了一下，問我，“你知道我說什麼呢吧？”

我像治療師那樣點點頭，又像一名能夠想像自己的兒子有一天也在對同樣的問題進行掙扎的家長那樣回答道，“我當然知道你在說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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