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學者研究：“高質”兒童早教未必有效，早教機構質量其實不左右孩子成長

在2016年10月，美國公共廣播公司(NPR)和哈佛大學陳曾熙( T.H.Chan)公共衛生學院聯合發佈一項有關美國家長如何評價當前兒童早期教育(此文中“早教”是指零到五歲的家庭以外提供的養育和教育)質量和條件的查詢拜訪報告。其中就發現，89%的家長認為他們自己孩子獲得兒童早教的質量特別很是好、大多數家長甚至認為是到優秀水平。

在美國讓公眾達到如此“廣泛共識”是令人驚訝的———究竟結果在這個國家，大多數人對教育問題很少達到共識，在諸如基於標準化測試的教育體系、對公立學校與私立學校體系的質量比較，以及在科學課堂上老師是不是能教授有關進化論、全球變暖等議題，總有很多意見分歧。

家長們的這些高度評價也與美國兒童科研界近十幾年來有關兒童早期教育質量的研究報告相矛盾。

舉例來說，在2006年，美國國家兒童健康與人類發展研究院(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 H的專注兒童的分支機構)的報告總結道，9%的兒童早教機構可以被評價為“特別很是高質的”，大多數兒童早教工作只能說“質量平平。

89%和9%，這兩個截然相反的百分比不可能都是正確的評斷。到底大多數兒童接受的早教是高質的，還是低於質量基準線以下?孰真孰假?

這個問題其實對中國的家長也有借鑑意義，因為愈來愈多的中國早教機構和評估標準也不斷地在吸取、引入甚至接受西方早教系統中的衡量標準與工作方法。

其實，兩種判然不同的評價基於的是對兒童早期教育質量的不同視角，一種來自普通家長，一種來自研究專家。兩類人群對“

質量”有不同的理解。雖然專家似乎有科學數據和量表的支撐，但專家不一定是對的，家長不一定是錯的。

早教研究通常採用兩種質量評估手段，看硬件和看軟件。

一種被稱為“環境評估”。這是全美普遍採用的一種質量評估方法。上世紀80年代，首個環境評估標準誕生，它主要評估硬件方面的各類資源，包括兒童傢俱、玩具、書籍和玩樂場所等。

第二種質量評估被納入兒童早期教育評估體系也就是最近10多年的事，它被稱為“關懷互動評估”。這個評估聚焦於老師和兒童之間的互動，不論硬件環境如何，這個評估更關注人文環境因素。

隨著時間推移，這些評估體系精益求精、調整，“環境評估體系”入手下手囊括一些人文互動因素，與此同時，因為美國受國際競爭的壓力對教育成績越來越重視，“關懷互動評估體系”入手下手在師生普通互動之外囊括更多的教授教養因素，比如，教師的教授語文或數學的素養水平。

短暫一瞥的“印象”，家長們的評價科學嗎？為何家長們在兒童早教質量方面普遍又不認同研究專家報告的結論呢?

大多數家長不可能用繁瑣的數據表格或工具來多方面考察一個兒童教育機構，並從硬件到軟件做出全面的評估。實際情況是，大多數家長對早期教育機構的印象往往來自於一系列實際接觸中短暫一瞥的機會。

例如，他們對給孩子選定的早教機構的第一感覺，來自於首次實地參觀瞭解的印象，或是依賴於其他家長口中的經歷和評論，以及自家孩子每天回到家後描述的學校裡的故事和家長自身與老師在接送時的短暫接觸等。

大多數家長也不會每天把這些印象記錄下來，打分、記點數等，他們對兒童早教的評價更多來自一種直觀的“印象”。這種印象通常包括一種安全感、對老師和機構的信任感，以及孩子們在機構裡相處得十分愉快的感覺。

一朝一夕，家長感覺到自己的孩子在合適的早教機構漸漸地成長和學習。全面的學習和成長包括很多方面，除狹義的閱讀、數學能力，還包括玩耍遊戲能力、創造力、好奇好學好探索的素質、與其他孩子相處與分享的能力，對長輩施展闡發出尊重、對自己和別人施展闡發出熱情與負擔負責的能力。

confident (對自己有決定信念，即便是挫折的時候)、

competent(學習做事助人能勝任)、

caring (對其他生命，無論人，動物，自然界，都有愛心)。

無論是早教還是家教，我們共同的目標是幫助孩子擁有confident 、competent、caring

孩子在這些方面的全面發展這同樣成了家長衡量質量的根本滿意度。

那麼，到底誰是對的———研究專家還是家長?

今年我參與了美國賓夕法尼亞州教育局早教部門有關兒童早期教育質量研究的工作組。這個專家組聚攏了幾位當前著重於早教質量研究的權勢鉅子專家來評論辯論如何創新一個評估兒童早期教育質量的新體系。這些研究者其實不強調當前研究“正確”與否，反而更樂於質疑科研工具於數據的弱點，並承認當下的研究結論中呈現出很大的不確定性。

比如，當我們用偏重硬件和舉措措施的環境評估體系時，很多向低收入社區提供服務的早教機構被評為質量低下，是因為它們沒有所謂優質的硬件舉措措施場地。但這其實不等於說這些機構對孩子的關愛有什麼質量性的缺陷。

當我們用偏重教授教養的互動評估體系時，許多兒童早教機構(不論是在高中低收入社區)在關愛互動分方面可以獲得“良”到“優秀”的評價，但在所謂的“教授教養質量”方面得分就相對很低。即便在美國(在很多歐洲國家更是)，傳統的兒童早期教育通常不是用來教授“字母和數字”的場所，它們是用來給孩子提供更廣義和全面發展的一個富有人氣、關愛和玩樂的空間。

這些很坦率的評估專家說，我們對現有的質量評估標準和工具質疑的最根來源根基因，是因為我們科研中發現，早教機構得到的所謂質量分高或低，往往其實不左右它們對孩子成長的影響力。

更確切地來說，就是當大規模跟蹤研究測驗考試著經由過程機構質量評估分（兩種評估體系都納入其中）來預測（在同樣機構裡的）孩子將來的發展成就時發現，大多數情況下這些質量評估分沒能有力地預測到未來的結果，特別是超出了基本認知歲數的有真正長遠意義的兒童發展結果（例如素質、行為、情商）。

用這些研究專家的話簡單歸納綜合：目前的兒童早期教育質量評估的結論處於一種特別很是不確切的狀態，即“‘高質’兒童早教未必有效，行之有效的早教結果未必來自當初高質的早期教育服務”。

這裡，“高質量”這個詞打引號，是因為，這是用了上述的有很多侷限性的評估系統來定義的書面數據的“高質量”，而不是真正意義的高質量。

但這個矛盾結論的實質實際上是提示我們，即便是當下最進步前輩的研究也不克不及刀切斧砍地告訴我們到底什麼才是對兒童“最好的”早期教育。即便是在早教所謂“領先”的美國，大多數政府或機構採用的官方質量評估並沒有很好地把握住質量的根本因素。

類似上述的2016調研中普通家長對孩子早期教育質量的“直接印象”因素。在實際工作中，我接觸到了不少跨社會階層的美國和中國的兒童發展專業機構。我發現，不論是研究人員還是資深一線教育實踐者，他們也十分依仗類似家長所持的“印象分”。

過去十幾年中，我們致力於去研究究竟是什麼讓人們形成這種快速、直接、無意識的質量評價。與大多數家長類似，這些來自直覺的“印象”與硬件環境因素聯繫關係幾乎無關，而與人際因素的聯繫關係更大———尤其是，師生和兒童之間的關愛、活動和互動。

陳述這些科研和“印象”的分歧想說明的一點是，我認為家長們在為孩子選擇評估早教機構時，沒必要讓所謂的“研究”結果或商業廣告有關“質量”的宣言凌駕於他們內心對自家孩子獲得的早期教育質量所作出的直覺判斷。

無論廣告怎麼誘惑或聳人聽聞，無論再有什麼“三歲定終身”、“不要錯過敏感期”等誘人的宣傳，當前科研上沒有依據來證明一個富有物質資源的早教機構比富有人情味而舉措措施平凡的機構給孩子提供更優越更多的早期成長機會與可能性。

那些無法負擔孩子進入昂貴奢華的品牌早教機構的家長，大可沒必要感到內疚或尷尬。相反，家長可以有自決定信念去經由過程觀察(實地)、聆聽(孩子)、接觸(老師)、交流(其他家長)，對早教機構的質量產生直覺“印象”的判斷。即便是在現代早教發展悠久的美國，十分之九的家長也有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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