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特刊】抑鬱症患者會不會更多？

（農健/圖）

中國抑鬱症的終生患病率超過3%，抑鬱症患者中47%會致殘，在各類精神障礙中排在首位。相較於1993年同等規模調查中0.083%的終生患病率，今年的數據增長了35倍。患病後平均使人少活6年。――南瓜回答

打開中國“抑鬱症援助地圖”，密密麻麻的紅點標註出了全國三千多個精神類專科醫院以及設有精神病科的三甲醫院的大致位置，囊括了全國29個省份。

這張援助地圖是由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中國心理衛生協會與高德地圖共同發起並繪製的公益地圖，旨在幫助全國的抑鬱症患者更加方便地找到身邊值得信賴的專業診療機構，以讓抑鬱症患者能夠在第一時間得到救援。

鮮為人知的是，這張不同尋常的地圖源於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創始人、一位失獨母親的痛苦涅��。5年前，她的兒子因抑鬱症結束了自己的生命。

抑鬱症已經成為中國經濟社會轉型時期不容忽視，也無法迴避的問題之一。據世界衛生組織統計，到2020年，抑鬱症將成為僅次於心臟病的第二大疾病。

2016年9月19日，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社會精神病學與行為醫學研究室主任黃悅勤教授在中國（溫州）康寧精神醫學國際論壇公佈了一份調查數據。此次調查獲取有效樣本三萬多人，調查地區覆蓋全國31個省份。結果發現，中國抑鬱症的終生患病率超過3%，抑鬱症患者中47%會致殘，1000人由於抑鬱症將損失超過6個健康壽命年，在各類精神障礙中排在首位。相較於1993年同等規模調查中0.083%的終生患病率，今年的數據增長了35倍。換句話說，抑鬱症平均使人少活6年。

另有相關流行病學調查數據顯示，在全球預計有3.5億人患有抑鬱症；每年有80萬人因自殺死亡，大約每40秒就有一人選擇輕生。但全球只有不足一半的患者接受有效治療。

與高患病率相對，中國公眾對抑鬱症的知曉率、就診率和治療率，能否做到等比例提升，才是決定抑鬱症未來趨勢的關鍵所在。但目前看來，形勢並不樂觀。

作為一個橫跨精神科醫生、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三個領域的專家，中國科學院心理健康重點實驗室教授祝卓宏認為：“人類對精神疾病治療和預防的策略錯了，如果繼續用軀體診斷治療模型，把消除症狀作為核心，忽視背後的心理機制，一定會失敗。”

這是祝卓宏選擇不做專科醫生的最大原因，“現在大部分醫生沒有時間做心理治療，做不到雙管齊下，我是希望讓人們不再抑鬱。”對此，他認為應該建立新的心理健康模型，以應對新問題。

目前，祝卓宏課題組以“心理靈活性”為研究核心，旨在推動接納承諾療法（ACT）在中國的普及和應用。ACT由美國內華達大學的斯蒂文教授及其同事於1990年代創立，運用六邊心理治療模型（經驗接納、認知解離、正念覺察、以己為景、明確價值和承諾行動），對患者進行大量的練習和隱喻來提升他們的心理靈活性，進而投入到充實且有意義的生活中，同時接納生活中不可避免的痛苦。《時代》週刊也曾刊發《正念革命》一文，倡導將正念減壓方式推廣到快節奏生活、壓力過大的大眾中。

祝卓宏的觀點背後，是關於“如何治病”“吃不吃藥”的爭論。傳統西醫治療的原理是：精神疾病大多是大腦內神經遞質失衡所致，醫學干預就是用藥物來調節大腦內的化學平衡。

北京安定醫院抑鬱症治療中心副主任醫師李曉虹在美國留學多年，在她看來，雖然有最新醫學研究顯示，氯胺酮和TNG磁恆復元體系分別在降低抑鬱症患者自殺意念和精準診斷上效果顯著，但與國外相比，最大的差距在於中國對生物學的研究多於對患者的人文關懷。

雖然療法之爭暫時無法得到定論，但更現實的問題已經擺在人們眼前。

有專家統計，目前我國抑鬱症患者就診率不足10%。

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在收錄、採集各地抑鬱症治療機構的基本信息時也發現，能公開檢索到的能治療抑鬱症的診療機構數量非常少。“最初只有一千多條，可見這一塊需要完善的空間還很大。”該基金會祕書長伍華告訴南方週末記者，基於此，他們就有了繪製“抑鬱症援助地圖”的想法。

2016年10月的一項最新數據也佐證了伍華的觀點。由《經濟學人》智庫撰寫的《亞太地區精神衛生評價指數》報告指出，按照環境、治療可及性、機會以及治理四類18個指標進行評估排名，中國在亞太15個國家和地區中僅排名第九，屬於較為落後的第三梯隊。

北京大學精神衛生研究所教授、北京大學第六醫院精神科主任醫師馬弘對該報告做了進一步分析。“中國在環境和治理兩項得分上較高，主要是由於中國在精神衛生立法上獲得的進展；而在治療可及性和就業機會兩項上，中國的情況不容樂觀，中國整體精神治療服務水平較低，尤其是縣一級的精神機構的設置較弱。”馬弘還透露，“至少三分之一的縣完全沒有精神治療服務，有的縣甚至連一個精神科醫生都沒有。”

2015年10月，國家衛計委疾病預防控制局副局長王斌就曾介紹，國家嚴重精神障礙管理信息系統統計，截至2014年底，全國有精神科醫師2萬多名，平均1.49名/10萬人口，中國計劃在2020年將精神專科醫生人數增加到4萬人。

儘管這一數據在近年來顯著提升，但李曉虹依然覺得“我們沒有足夠的精神科醫生”。對於如何完成4萬的目標，她心存擔憂：“如果只是轉崗充數，不保證醫師質量，仍然不能解決問題。”

下一步，北京尚善公益基金會將把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心理社工納入到“抑鬱症援助地圖”上，希望能勾勒出一套完整的抑鬱症協作防治體系。這一體系得到大部分專家的認可，但有心無力也是大家共同的感受。

祝卓宏對此表示：“精神科醫生受訓背景是醫學背景，嚴謹、週期長、用藥見效快；心理治療師比較慢，目前更多的是從護士轉過來的，學歷和待遇不如醫生；心理諮詢師的門檻低，管理不嚴，導致聲譽不是太好。實際上呢，三者各有一攤事，卻各自為政。”

上海市虹口區精神衛生中心副院長汪作為告訴南方週末記者：“我們非常想和體制外的心理諮詢機構合作，但他們接觸到的個案資源有限，並不想轉診給醫院。”這是公營機構和民營機構的協作困境。李曉虹也表示，安定醫院目前只跟部分高校的心理諮詢中心建立了合作，還沒有覆蓋到社會中的心理諮詢機構。

與此同時，體制內的機構協作也並不順暢。

2015年6月，國家衛計委聯合公安部、民政部及殘聯等6個部門聯合展開全國精神衛生綜合管理試點工作，提出要建立起順暢高效的部門協同機制。這在汪作為看來，免費的心理諮詢無法體現勞務機制，大家只是為了完成衛生部門下達的指標，工作缺乏積極性；並且，不同部門之間各自為政的情況較多，沒有人來整合心理諮詢資源。

這在伍華看來，讓“抑鬱症援助地圖”更科學，更完善，更實用，“似乎是我們基金會的使命，（我們希望）成為各方溝通的橋樑。”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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