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作家巴金最後的6年時光，我們都應該仔細看看！

巴金：長壽對我是一種懲罰。

著名作家巴金最後的6年時光，都是在醫院度過的。這6年裡，他以院為家，整天躺在床上，過上了有口難言的日子，默默承受著“語不能言”的悲哀。

（圖為巴金）

因為氣管切開和帕金森氏病的折磨，他不能自己進食而靠鼻飼。為了吸痰，插管長期插在鼻子裡，嘴合不攏，下巴脫了臼。後來還做了氣管切開，用呼吸機呼吸使呼吸道暢通。

巴金想放棄這種生不如死的治療。可是他沒有了選擇的權利。周圍的人對他說，每一個愛他的人都希望他活，巴金不得不強打精神表示再痛苦也要配合治療。但巨大的痛苦使巴金多次提到安樂死，被拒絕後他還向家人發過火，說不尊重他。

巴金還不止一次地說：“我是為你們而活。”“長壽是對我的折磨。

”

朱正綱：醫生們，腫瘤患者們，請不要開刀，開一個死一個

“不要再開刀了，開一個，死一個。”2015年起，原上海瑞金醫院院長、中國抗癌協會常務理事朱正綱，開始去“攔刀”，他在不同的學術場合跟醫生們說，不要輕易給晚期胃癌患者開刀。

按現在的普遍認識，手術切除是這類患者的最後希望。“先把大山（腫瘤主體）搬掉，再用化療、放療等把周圍的小土塊清理掉一樣”。到今天，這種治療觀念已深植於全國大小醫院，晚期病人跑到醫院裡，來一個，就開（刀）一個。

可怖的是，就跟蹤一年看，晚期病人開刀後沒多久就復發了，生存期很短。因為晚期腫瘤擴散廣，轉移灶往往開不乾淨，結果在手術打擊之下，腫瘤自帶的免疫系統受到刺激，導致它們啟動更強烈的反撲。

而近兩年國外在腫瘤治療方面，已經提出的“轉化治療”新概念，就是先“轉化”腫瘤，把大腫瘤轉成小腫瘤，把晚期腫瘤轉化到中期、甚至早期，然後再開刀，達到手術切除甚至根治的結果。現在已經有轉化治療後，患者生存期都達到一年以上，生活質量也都不錯的案例了。

現在朱正綱現在更願意稱自己是“腫瘤醫生”，外科醫生更關注開刀漂不漂亮，拿不拿得下，腫瘤醫生則更關注患者到底能活多久，活得好不好，這有本質區別。

“我不知道我能攔下多少刀。”朱正綱神色凝重地說。

羅點點：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

羅點點是開國大將羅瑞卿的女兒。60多歲的她曾做過12年醫生，見識太多死亡。有一次，她與幾個醫生朋友聚會，談論起死亡：“我們不希望在ICU病房，赤條條的，插滿管子，像臺吞幣機器一樣，每天吞下幾千元，最‘工業化’的死去。”

幾個朋友開玩笑，要不要弄一個俱樂部，叫“不插管俱樂部”，臨終時絕不過度搶救，讓身體自然死去。最後，十幾個愛說笑的人在一間簡陋的老人公寓，嘻嘻哈哈地宣告俱樂部成立了。

（圖為羅點點）

直到有一天，羅點點無意在網上看到一份名為“五個願望”的英文文件。

“我要或不要什麼醫療服務。”

“我希望使用或不使用支持生命醫療系統。”

“我希望別人怎麼對待我。”

“我想讓我的家人朋友知道什麼。”

“我希望讓誰幫助我。”

這是一份美國有400萬人正在使用的叫做“生前預囑”的法律文件。它允許人們在健康清醒的時刻，通過簡單易懂的問答方式，自主決定自己臨終時的所有事務，諸如要不要心臟復甦、插氣管等等。

羅點點開始意識到：把死亡的權利還給本人，是一件非常重大的事！她說：“我在想會不會有一個好的辦法，讓我們在生命最後的這一段時間，不要那麼痛苦，不要那麼驚慌失措，不要受那麼多的罪。”

羅點點更希望人們用一種溫和的方式去面對死亡――尊嚴死。“所謂尊嚴死，就是指在治療無望的情況下，放棄人工維持生命的手段，讓患者自然有尊嚴地離開人世，最大限度地減輕病人的痛苦。”

2006年，羅點點試圖藉助網絡輿論的傳播，推廣“生前遺囑”和“尊嚴死”。她期望人們在還清醒時就寫下預囑，萬一將來到了生命末期、沒有恢復期望時，撤出維持生命的醫療措施，使自己自然地、有尊嚴地死亡。她給網站取名為“選擇與尊嚴”。

開國元帥陳毅的兒子陳小魯也加入這個團隊。他回憶，父親病重到了最後時間，已經基本沒有知覺了，氣管切開沒法說話，全身都是插的管子，就是靠呼吸機輸液強心針來維持。“只是在維持生命，他本人很痛苦，我們也很痛苦。”

“我當時就問了一句，能不能不搶救了？但醫生問，你說了算嗎？你們敢嗎？”陳小魯無言，這成了他一輩子最後悔的事情。

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

2011年的11月23日，一篇名為《醫生選擇如何離開人間？和我們普通人不一樣，但那才是我們應該選擇的方式》的文章，在美國社會和醫學界引起了轟動和辯論。作者是一名醫生，叫肯·穆尤睿（Ken Murray）。

文章很簡單，肯·穆尤睿回憶說，就在幾年前，一位名叫查理的非常有名望的骨科醫生髮現得了胰腺癌。給查理做手術的醫生是個高手，不但醫術精湛，還發明過一種特別的治療方法，可以把胰腺癌患者的5年內存活率，從5%增加到15%，即：提高3倍！當然，其生活品質會在醫療過程中大受傷害，用咱老百姓的話來說就是，遭罪是免不了的。

然而，查理卻拒絕了這位名醫的治療方案。第二天回到家，他關掉了自己的診所，從此再也沒有去過醫院。查理把時間全用在了和家人一起享受人生的最後時光上，儘可能地找到最愜意的感覺和狀態。

他完全沒有做化療和放療，也沒有再做任何手術。幾個月以後，查理在自己的家裡病逝，親人們都陪伴在他的身旁。在生命的數量和質量之間，查理選擇了質量。

查理的選擇揭示了一個不為人知的祕密：雖然為盡天職，醫生們不遺餘力地挽救病人的生命，可是當醫生自己身患絕症時，他們選擇的不是“近水樓臺先得月”――為自己使用最昂貴的藥和最先進的治療手段。

恰恰相反，他們作為一個特定的群體，卻選擇了最少的治療！原因正是醫生們的專業訓練，讓他們深深明白藥物和手術的侷限性，以及它們給患者帶來的生活品質的摧殘和巨大的痛苦。他們在人生的最後關頭，集體選擇了生活品質！

很多美國醫生重病後會在脖上掛一個“不要搶救”的小牌，以提示自己在奄奄一息時不要被搶救，有的醫生甚至把這句話紋在了身上。“這樣‘被活著’，除了痛苦，毫無意義。”

然而頗具戲劇性的是，我們常常選擇了痛苦而昂貴的搶救，徒勞地試圖延續親人將逝的生命；而掌握了最豐富醫學知識和技術手段的美國醫生們，卻為自己選擇了最好的臨終方式：呆在家裡，用最少的藥物和治療來改善生活品質，而不是延長生命！

真是太震撼了！

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經濟學人發佈的《2015年度死亡質量指數》指出：英國位居全球第一，中國大陸排名第71。

什麼是死亡質量？就是指病患的最後生活質量。英國為什麼會這麼高呢？是因為當面對不可逆轉、藥石無效的絕症時，英國醫生一般建議和採取的是緩和治療。

上世紀70年代，緩和醫學在英國成為一門醫學專科。英國建立了不少緩和醫療機構或病房，當患者所罹患的疾病已經無法治癒時，緩和醫療的人性化照顧被視為理所當然的基本人權。

世衛組織提出的“緩和醫療”原則有三：

重視生命並承認死亡是一種正常過程；

既不加速，也不延後死亡；

提供解除臨終痛苦和不適的辦法。

緩和醫療既不讓末期病人等死，不建議他們在追求“治癒”和“好轉”的虛假希望中苦苦掙扎，更不容許他們假“安樂”之名自殺，而是要在最小傷害和最大尊重的前提下讓他們的最後時日儘量舒適、寧靜和有尊嚴。

劉端祺：死亡就像一面鏡子

中國的死亡質量為什麼這麼低呢？在最後的日子裡，病人常常得被動地接受這樣的“待遇”：

一是過度治療。有些病人甚至直到生命的最後一息仍在接受創傷性的治療。

另一個極端是治療不足，也就是說，病人受到的痛苦和不適直到死亡也沒有得到充分的解脫。

尤其是前者，最讓人遭罪。

北京軍區總醫院原腫瘤科主任劉端祺，從醫40年至少經手了2000例死亡病例。

在那些癌症病人最後的時刻，劉端祺聽到了各種抱怨。有病人對他說：“我只有初中文化水平，現在我才琢磨過味，原來這說明書上的有效率不是治癒率。為治病賣了房，現在我還是住原來的房子，可房主不是我了，每月都給人家交房租，我死的心都有。”

劉端祺記得有一位病人在博客裡寫道：“雖然醫生天天加班，手機一刻也不敢關機，是很累，但你們不能理解我們生命被延長後的苦衷。能不能放下你們冰冷的刀剪，放棄你們職業性的套話，人性化一點，釋放一點親切和溫馨，問問我們真正需要什麼？比如，過問一下我的痛和苦、我的妻和母、我的生和死……”

對那種“生命不息，化療不止”的觀點，劉端祺一直持反對態度。劉端祺說，整個醫院，他最不願意去的就是ICU病房，儘管那裡展示著最先進的設備。在那裡，他分不清“那是人，還是實驗動物”。

有時候，劉端祺會直接對一些癌症晚期的病人說：“買張船票去全球旅行吧。”結果病人家屬投訴他。沒多久，病人賣了房來住院了。又沒多久，這張病床就換上了新床單，人離世了。

90歲老人患癌拒治療，她只說了一句話

這位老人叫諾瑪（Norma），已經90歲高齡，她生活在美國密歇根州。距她老伴患癌症去世僅僅2周，醫生就告訴她，她的子宮內長了顆惡性腫瘤。

（圖為諾瑪）

然而，當醫生詢問她要以開刀、放射性治療或是化療來切除腫瘤時，諾瑪卻有了不一樣的想法：“我都90歲了，我想來趟精彩的旅行！”

醫生感到非常震驚，告訴她放棄治療的後果，諾瑪表示統統知道，也接受。她經歷過老伴兒治療時的痛苦，不想重蹈覆轍，所以堅持自己的想法。

最終，諾瑪的想法獲得了醫生的支持。家人本來也反對，但最後他們也妥協理解了，開著露營車、開始一連串為期6個月的旅行！她還在微博上開了粉絲專頁，一邊玩樂一邊和大家分享旅途的點點滴滴！

這趟旅行不只帶給諾瑪無數快樂回憶，也讓她對生命有了不一樣的體悟。她透露遠離病痛的祕訣，就是與他人分享自己的精彩故事和幸福時光。

“每一天都要認真的過生活，就這樣了。”諾瑪說。

一家四口全部患癌，但是他們選擇這樣結束自己的生命

70多歲的杜雪琪退休之前是北京一家醫院的行政人員。可能正是因為在醫院工作，經歷了太多的死亡場面，看到許多生前很有錢或者很有成就的人，甭管男女，去世時都是光著身子，插著尿管，身上只蓋一條白被單，沒有一點尊嚴。每次看到杜雪琪都會想，誰都會有這麼一天。退休後，自己一定要帶家人把沒去過的地方都走遍，別讓人生留下遺憾。

然而，杜雪琪帶著家人去旅行的夢想還沒有實施，相濡以沫的丈夫就匆匆離世，死於肝肺癌晚期，年僅55歲。

愛人去世3年後的1996年，杜雪琪的母親被確診為直腸癌。手術後傷口好久不癒合，每天晚上都要用中藥泡傷口，泡完都是半盆血湯。“母親被疾病折磨得很痛苦，女兒卻不能替代她，所以其他方面我儘量滿足她，讓她幸福指數高一點。”杜雪琪說。

愛人突然去世，父母身患重病，讓杜雪琪堅定了帶父母出境旅行的念頭。1998年，她帶父母去了香港和泰國，第二年，去了一趟新加坡和馬來西亞。一路上，大家玩得很高興。

旅行回來後不久，老父親就得了老年痴呆症，後來還被查出膀胱癌和喉癌，不停地住院做手術。到2005年臨去世前兩個月，父親突然清醒了，對女兒說：“孩兒啊，多虧了你，咱們那時候出國玩兒多好啊！孩兒啊，等我好了，咱們再去美國。”

2005年冬天，父親剛去世後不久，母親說想去日本。杜雪琪說：“走。”從此，她們開始了真正意義上的“母女揹包客”行程。2006年，母女二人行走歐洲三國，2007年去俄羅斯……2013年，兩位年齡相加150多歲的母女還遠赴南非看了野生動物。

2008年，82歲的母親說想去朝鮮，不想，出發之前母親竟被診斷出胃癌，醫生要求立刻手術。癌症對於這個家庭已經是“老朋友”，趕不走，就必須適應和這個“老朋友”在一起的生活。

杜雪琪擔心母親，但她更忘不了父親臨終前的遺憾，她徵求母親的意見後對醫生說：“我們報了旅遊團，讓我們先去玩吧。”醫生先是很驚詫，但是聽完母女二人的故事後，同意了杜雪琪的請求。

（圖為杜雪琪和母親在旅行路上）

死亡是個宏大的話題，沒人有過經驗，也沒有人能毫無畏懼地走向死亡。我們最終要關注的都是生存的質量和死亡的尊嚴，以及如何更好地走完人生最後一段路。

如果繼續使用有創措施，生命也許可以延長几年，但大部分時間裡是不省人事的，只能躺在床上，毫無生活質量可言。

建議大家，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在健康的時候，就要與家人就這些問題詳談，交待清楚自己的想法和選擇。我們既不能諱疾而忌醫，同時也不要諱死而忌談。

這是一篇難得的好文章，希望大家能發給更多的朋友看到。不要給親人或者自己帶來更多不必要的痛苦，從而留下終生的遺憾！ 人到老年，身體好少受罪，很多疾病一定要早預防，早養生，早防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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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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