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長期“談艾色變”，是誰讓艾滋病變成令人恐懼的魔鬼？

“艾滋病”一詞在我們的印象中，長期與同性戀、毒品、瘟疫等令人感到恐懼的東西畫上等號，導致大眾“談艾色變”，也導致了人們一直以來都與其劃清界限，同時將艾滋病感染者排除在主流的世界之外。

其實不可治癒的疾病有很多，為什麼艾滋病偏偏引起大眾如此的恐懼？很多艾滋病患者是不小心感染病毒的，為什麼也被人認為做過什麼可恥的事情？媒體的汙名化報道、傳統道德對性的壓抑等是否該為此負責......

我們到底應該怎樣看待“艾滋病”

Freddie Mercury，Queen樂隊主唱，死於AIDS

無論如何，艾滋病首先是一種疾病。事實上，艾滋病並沒有打破任何一種既有的規律。它的致病原理之中並沒有不能被理解的謎團，甚至其病程在供小學生閱讀的預防艾滋病的漫畫手冊中都寫得清清楚楚。然而其令人恐懼的原因也是顯而易見的――這是一種無法被治癒的會致人死亡的傳染病。

無法被治癒的疾病有很多，很多常見病也是無法治癒的，比如糖尿病；可傳染的疾病種類也不少，但是在醫學發達的今天，它們大多都被消滅或限制在某些人群之中，並且很少致人死亡。能夠致人死亡的疾病更多：心臟病、癌症。但是這些或長或短的疾病名稱並沒有一個能像艾滋病一樣集中瞭如此之多的話語和目光。這不僅僅是因為艾滋病是無法治癒、可傳染、致人死亡三個條件的交匯點。

艾滋病病毒

艾滋病也有一個很長的病名。獲得性免疫缺陷綜合徵，這十個字事實上道出了這種疾病的基本特質。所謂獲得性，是說它為後天所得，並非先天的基於基因的遺傳病；免疫缺陷是疾病的效果，它能損壞人體的T細胞，導致免疫缺陷；綜合徵，指成組的症狀。

然而這個長長的準確的疾病名稱並不像“艾滋病”三個字一樣廣為人知，一眼過去也不像“艾滋病”三個字一樣引人注目。它準確地描述了疾病的性質，但卻不能吸引人們的注視。因為對於艾滋病的目視本就不集中在疾病內部。對於被這種疾病引發了恐懼的人們來說，恐懼的存在只要以其可傳染、無法治癒、致人死亡為基礎就夠了。在這三個條件之外的關於艾滋病的內容，已經超出了疾病乃至醫學的範疇，成為了一個多種學科、多種話語乃至多種權力的對話場。

艾滋病被稱作“世紀末的瘟疫”。所謂世紀末是20世紀末期――如果艾滋病發生在幾百上千年前的世紀末，也許其影響效果就會全然與如今不同。那時候也是有瘟疫的。十四世紀席捲了亞歐大陸的鼠疫來勢洶洶，掠奪了無數人的生命。鼠疫代表著死亡，然而在非專業人士的眼中，艾滋病代表的則更多。誠然，艾滋病和鼠疫有很大區別：鼠疫的病程更短，症狀更劇烈，也許病人死狀也更恐怖。然而，鼠疫已經遠離了現代人的生活，現在能引起我們的恐懼情緒的是艾滋。

在公眾對艾滋病的印象的形成過程中，媒體起到了不可否認的作用。《神鵰俠侶》裡面，尹志平（甄志丙）對楊過發誓說，他所目擊的事情絕對不會讓第五個人得知。但隨後事情傳開，在楊過的質問下，尹志平回答：不告訴第五個人，不意味著不告訴第六個人，第七個人啊！從邏輯上看，尹志平說得沒錯。對於一件誓言可以有不同的遵守方式，對於一件事情可以有不同的描述方式。有時候這被稱作文字遊戲。在對艾滋病的報道中，“世紀瘟疫”“沉默的瘟疫”“可怕疾病”等詞句隨處可見。沒錯，無從反駁這些話。它們都是事實。然而這些講述事實的話語卻在同步地輸出一種情感，一種關於恐懼和無可救藥的情感，在有意無意之中在人與這種疾病之間劃出了一道禁忌線。

齊澤克曾經說過，禁忌本身確立了恐懼。於是艾滋病成為了像魔鬼一樣的”他者“，在禁忌線的另一端點燃著恐懼的火焰。這倒是與一個常見的名詞――“病魔”相契合了。

查士丁尼瘟疫，另一場大瘟疫

媒體輸出的不只是已經變形的恐懼，還有其他話語。比如倫理道德的權力。

艾滋病的傳播途徑有哪些？一個三年級的小學生就可以告訴你，血液傳播、性傳播、母嬰傳播，儘管他對性傳播究竟是怎麼回事可能還感到迷惑。但是如果再具體到某種行為上呢？看似公正客觀的血液傳播變成了為人所不齒的共用注射器吸毒，所謂“食色性也”的性傳播變成了嫖娼、濫交，連母嬰傳播也被打上了紅色的A字――那孩子倒是可憐，不過他媽不是什麼好東西。

然而血液傳播不等於吸毒，還可能是醫療事故、職業暴露；性傳播也可能是不慎感染。

傳統道德對性的壓抑與控制在艾滋病這個凸透鏡下聚焦，將患者點燃。然而奇怪的是，人們（尤其是男性）一方面以性伴侶的數量多為榮，似乎女性像金錢一樣是表現男性成功的勳章，將嫖娼放置在有錢人或者說相對有錢的人才會去做的“富貴之事”的位置上；另一方面卻對因嫖娼、濫交而感染艾滋病的人心懷不齒，認為他們自作自受。於是艾滋病不僅在共時性的角度上具有損壞人的健康的權力，在歷時性的角度上，也具有了權力，將人曾經做過的正常的事情變成了錯誤。傳統道德對性的壓抑被長期掩蓋之後，艾滋病將這種掩蓋解開。因為艾滋病本身意味著惡果。這也印證了另一個邏輯――收到了惡果的惡行才是真的惡行。

與此同時，艾滋病不僅僅意味著健康的損害與名譽的喪失，還意味著權力的減少。艾滋病患者（感染者）有生育的權力嗎？儘管母嬰阻斷術已經能夠進行成熟的臨床運用了，但大部分人對這個問題的回答依然是否定的。艾滋病患者有性交的權力嗎？答案似乎依然是否定的。當然，這並不妨礙清醒的患者們行使自己的權力，然而這種權力並非是公眾話語的權力。公眾在將艾滋病本身劃為“他者”，放置於禁忌的另一端後，繼而也將感染者放置在了禁忌的另一端。

福柯，法國學者，死於AIDS

然而這些內容遠遠不是全部。公眾語境中的艾滋病總是與歧視與誤解相伴隨嗎？那麼艾滋病本身的權力呢？福柯對於艾滋病的說法經常會出現在各種對於感染了艾滋病的名人的盤點之中。福柯對他的愛人說，如果他得的是艾滋病，《性經驗史》也就成了波德萊爾的《惡之花》，這不是很好嗎？福柯的晚年與身體、快感和極限體驗無法分離。在洛杉磯的日子裡，他出入SM俱樂部，吸毒，這些都是為了發掘身體的快感能力，為了極限體驗。福柯曾說，性不是天生的，性是被創造出來的。於是，艾滋病也成為了被髮掘的快感的一種。有報道說，有名為bug-chaser的群體，通過故意讓自己感染艾滋病來追求更多的性快感。艾滋病這個名字已經承載了太多意味，最終解體、變異。當它變異延伸到快感領域的時候，產生了bug-chaser，當它延伸到經濟領域的時候，產生了有些不知真假的報道中的為了疾病補助而故意感染艾滋病的人。他們都說，感染疾病提高了自己的生活品質。當然，也許還有所謂血漿經濟，也許還有高耀潔。

在後現代語境之下的元敘事是註定不能穩定存在的，嘗試用大一統的理論來解釋某個命題無疑是為人詬病的舉動。艾滋病這個語詞，在話語場和權力場中的變異還遠未結束，直到它被宣告為可治癒的那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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