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如何成為一種“流行病”?|

電影《丈夫得了抑鬱症》圖片來源：電影截圖

摘要：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彈性積累模式及競爭力論述，為抑鬱症的產生提供了土壤，但在這些問題被認識和改變之前，我們的觀念已經被商業和醫學權威所主導。

“藍瘦，香菇”，朋友，你會不會得了抑鬱症？

十多年前，抑鬱症在國人眼中還不是一種“病”。張國榮跳樓自殺時，人們以為他“為情所困”；崔永元自曝患病時，人們嘲笑他“小肚雞腸”。

而如今，抑鬱症不僅成了一種“病”，而且似乎成了“流行病”。今年以來，青年學者江緒林、史學奇才林嘉文、年輕藝人喬任樑等因抑鬱症離世的個案屢屢見諸報端，令人痛惜。另一方面，“抑鬱症防治”成了熱門生意，抗抑鬱藥物在中國的銷量快速增長，靈脩、按摩、音樂等另類療法也日益流行起來。

市面上暢銷的防抑鬱書，圖片來源：網絡

抑鬱症的疾病化與醫療化，有助於抑鬱症患者得到重視和幫助。從前問他們“有啥想不開”的人，現在會勸他們及時就醫。

但“疾病-治療”的邏輯也阻礙了對問題根源的回溯：人們為什麼會得抑鬱症？抑鬱症是否有著我們時代的特殊“病因”？此外，抑鬱症的“流行”本身是否是一種自發現象，還是有著醫藥界基於自身利益的推波助瀾？思索這些問題，有助於我們進一步理解抑鬱症，並在宏觀層面尋找解決的方案。

全球化下的抑鬱症

人為什麼會得抑鬱症？醫學往往從個體身上找原因，例如基因、性格、大腦病變等。最近的一項研究更指出，服用避孕藥的女性更容易得抑鬱症。但這是否意味著抑鬱症是一種脫離了社會環境的病症，得病只是自己“活該倒黴”？

電影《丈夫得了抑鬱症》中，將抑鬱症稱作“心靈的感冒”，真的是這樣嗎？圖片來源：電影截圖

根據學者蕭易忻的研究， 抑鬱症不僅僅是個人的問題，也與新自由主義全球化有關。這一全球化過程帶來許多變化，包括人口流動加劇帶來的移民情緒問題、家庭結構轉變、工作與休閒模糊化等，而其中值得關注的兩個概念，一是“彈性積累”，二是“競爭力論述”。

所謂“彈性積累”，指的是用及時生產、外包制、僱用彈性工時、臨時工等形式，更“彈性”地完成資本積累。例如，從前一家新聞媒體需要僱傭大批記者，甚至在不同國家設立記者站，即使這個國家不是天天有大新聞，也要定期向這批記者支付薪水。但現在他們只需要找幾個當地的留學生，讓他們充當臨時記者，在有需要時分派工作並支付一次性報酬。

或許有人會認為，這樣的彈性工作很“酷”、很“自由”，且更有效地配置了勞動力資源。但現實的另一面是，付給彈性工作者的工資往往偏低，他們享受的保障和福利也十分有限。而當企業越來越依靠“彈性積累”時，員工能夠獲得的穩定工作的機會越來越少，短期合約帶來巨大的不確定性，因害怕失業而產生抑鬱傾向的個案屢見不鮮。

此外，新自由主義全球化強調“競爭力”，要求將時間“效率化”，人們不得不“高效”地利用時間。拖延成了缺乏自制力和道德感的表現，人們如今要“爭分奪秒”，即使是節假日也不能無所事事地度過，而要進行“有規劃的休閒”。

電影《丈夫得了抑鬱症》中，上班族丈夫會因為白天睡午覺感到羞愧，稱這種行為“太對不起社會了”，圖片來源：電影截圖

然而，當這種全力以赴、鬥志昂揚的狀態結束後，人們很容易陷入一種情緒的低谷之中，“感覺身體被掏空”。正如蕭易忻寫道，“在競爭與流動下耗盡精力的個體，若得了抑鬱症，便成為‘不想動的（失能）主體’，這類人不想消費、吃飯或出門，不但退縮，且恐懼有所作為。”

藥商推廣的抑鬱症

“抑鬱症”的病名進入中國是一個晚近事件。改革開放前，中國將心情壓抑、身心疲憊等症狀診斷為“神經衰弱”。直到改革開放後，中國精神醫學西方化，“神經衰弱”才逐漸為“抑鬱症”所取代。

根據學者劉國香的研究，在“抑鬱症”傳入中國的過程中，美國學者凱博文（Arther Kleinman）起到了先導作用。1980年代，凱博文在湖南一家醫院的精神科發現，這裡的常見疾病“神經衰弱”按西方標準大多可被歸為“抑鬱症”。他在中國進行的一系列研究引起了中國專家和學者的關注，他們在對“神經衰弱”和“抑鬱症”的關係進行了討論後，推廣了“抑鬱症”這一名稱。

然而， 抑鬱症的普及並不是單純的學術問題。隨著這一概念傳入中國，國際製藥商也在這裡發現了新的商機。1995年，抗抑鬱藥物“百憂解”在中國上市。為了向國人進一步普及抑鬱症，生產百憂解的美國禮來公司（Eli Lilly and Company）和世界衛生組織合作，於1996年在中國推行了一項名為“旭日工程”的項目，對全國上千家醫院的醫生進行培訓，令他們開始關注抑鬱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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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後，各醫藥公司開始大量贊助或組織此類培訓，並提供相應的培訓資料，其中涉及抑鬱症的治療選擇、藥物的用法用量等。不少相關科系的醫生，在接受培訓後轉變成抑鬱症主治醫師，對無法找到器官性病變的軀體化症狀作“抑鬱症”診斷，並開出抗抑鬱藥物。

百憂解是一種常見的抗抑鬱藥物。它的原理建立在抑鬱症的“單胺”假說之上， 這種假說認為人之所以抑鬱，是因為人腦內作為腦神經細胞間“信使”的化學物質（單胺）不平衡，而百憂解可以使它們重新平衡。然而，臨床數據顯示，百憂解只對58%的患者有用，且服用後見效較慢。更有效的抗抑鬱藥物正在興起，其中主要代表是氯胺酮，但氯胺酮並不作用於單胺。這意味著盛行50年的“單胺”假說可能是錯的，但在新的假說確立之前，全球已有近90個國家5400萬名患者服用了百憂解。

被稱為“瓶裝陽光”的百憂解�zProzac〕，學名為鹽酸氟西汀。據紐約時報報導，一家名為Interbrand的公司為禮來想出了Prozac這個名字。“Pro”給人專業�zprofessional〕的感覺，“Ac”可以表示“行動”�zaction〕，Z則代表了某種力量，可能還有一點高科技的感覺。圖片來源：網絡

在中國，抗抑鬱藥物銷量的增長同樣引人矚目。有市場調查報告顯示，2012年中國抗抑鬱藥銷售額達3.26億英鎊，較2011年增長22.6%。但中國精神科就醫率仍然不高，一方面是相關醫療從業人員短缺，另一方面由於醫藥企業大力宣傳及媒體報導，抑鬱症越來越為人熟知，民眾的醫療消費需求被激發，部分人僅通過網絡獲取信息，就判斷自己患有抑鬱症，並自行購買藥物。藥商對此當然喜聞樂見，而個人卻要承擔藥物濫用的風險。此外，市場上良莠不齊、明碼標價的另類療法，在把窮人拒之門外的同時，也把富人引向新的風險與困惑。

手冊定義的精神疾病

或許，我們還應該退回到問題的起點，追問抑鬱症如何成為一種病症。

目前，國際上的抑鬱症診斷主要依據兩套準則，一套是世界衛生組織發佈的《國際疾病分類》（ICD），另一套是美國精神醫學會發布的《精神疾病診斷和統計手冊》（DSM）。兩套系統存在競爭關係，其中ICD偏好精神分析，也較少依賴模稜兩可的敘事，但自1994年DSM第四版發行以來，ICD的國際威望逐漸衰落。

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 5th Edition: DSM-5,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on,2013.圖片來源：網絡

被視為精神科醫生“聖經”的DSM，在1980年大幅擴編，多達500多頁的第三版中增加了“社交恐懼症”、“逃避性人格障礙”等病症。一些看似普遍的情況被視為病態，例如怯場、冷漠、遲鈍甚至獨處等。根據這一版本，在1.心情壓抑 2.對社會活動的興趣和樂趣減少 3.體重大增大減 4.失眠或嗜睡 5.情緒反應過激或遲緩 6.疲憊 7.自卑 8.注意力不能集中 9.有自殺意向這9個症狀中，至少滿足5個且一定包括1或2，並持續2星期以上者，就可診斷為抑鬱症。

1994年出版的DSM第四版，再次增加了400多頁和許多新的精神疾病。其影響力也與日俱增，不僅從精神病理學擴展到健康衛生、社會福利、醫療保險、司法、教育等領域，也從地區性觀點逐漸演變為全球性準則。保險公司需要依據這本手冊核定賠償，律師也要從這本手冊中尋找辯護機會。藥商則巧妙包裝這些新的“疾病”，甚至“極度害羞”都成了“我們時代最被嚴重忽略的疾病之一”，需要通過長期服用抗抑鬱藥來緩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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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疾病定義的擴大，以及隨之而來的各種利益糾纏，引起了學者警惕。美國西北大學教授克里斯多夫·雷恩（Christopher Lane）就指出，在1985到1993這短短8年時間裡，“害羞”的嚴重性被誇大，成為西方世界診斷中最常見的精神疾病之一，而這背後是藥商贊助醫療、收買媒體、僱傭政府說客，通過操弄人們的恐懼獲取暴利。在這裡，資料文獻成了廣告手法，過度診斷、藥物副作用則被輕輕抹去。

與害羞相比，抑鬱症的病情或許有著更多的客觀基礎。但僅憑DSM手冊中的幾項症狀，人們也無法清楚地區分普通的“憂鬱”和病態的“抑鬱”。疾病的定義並非純粹的科學過程，在追求效率的年代，“拖延”成了一種病；在望子成龍的年代，“網癮”成了一種病。抑鬱症的流行同樣留下了炒作空間，諱疾忌醫固然不可取，但也要小心墜入牟利者的陷阱。

參考文獻：

蕭易忻（2016）。“抑鬱症如何產生” 的社會學分析：基於新自由主義全球化的視角。社會，36（2），191-214。

劉國香（2009）。抑鬱症在中國。二十一世紀雙月刊，8，85-92。

Lane, C. (2008). Shyness: How normal behavior became a sickness. Yale University Press.

紐約時報（2014）。百憂解帶來的未解之憂。https://cn.nytstyle.com/living/20141016/t16prozac/zh-hant/

The Economist. (2016). Novel drugs for depression.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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