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與心理學中的靜觀：採訪克里斯托弗・吉莫

Mindfulness in Buddhism & Psychology

Interview Christopher K. Germer

克里斯托弗·肯·吉莫（Christopher K. Germer）博士是哈佛大學醫學院臨床心理學講師，也是禪修與心理治療研究所的創始成員。其著作有《不與自己對抗，你會更強大》，合編作品有《正念與心理治療》和《心理治療中的智慧與慈悲》。

《洞察雜誌》（Insight Journal）採訪了吉莫，請他就佛教的思想與實踐和西方心理治療中日漸重疊的一些關鍵方面談了自己的看法。

《洞察雜誌》（以下簡稱“雜誌”）：佛教對人類心理學的深刻見解，在西方心理學中至少形成了幾十年廣泛而深遠的影響。這種影響究竟有多大？如今是否仍有懷疑者認為這不過是某種三分鐘時尚？

克里斯托弗·吉莫（以下簡稱“吉莫”）：懷疑者一直都有，但他們似乎來得快，去得也快。不管怎樣，在我們的文化裡，科學方法是“真理”的主要仲裁者，心理學研究的增長量也異常顯著。比如說，2005年時，心理學文獻中經同行評議的“靜觀”類文章只有350篇，而現在該數字已升至將近1800了。通過證明在治療抑鬱、焦慮、腸易激、慢性疼痛、吸菸、失眠、潮熱和許多其他疾病上的療效，“靜觀”作為佛教心理學的核心，如今已然融入每個心理療法學派，而且憑藉自身能力成為了主流心理治療的範式。甚至連軍隊都在實施正念型“心理健康”項目――旨在減少創傷後應激心理障礙的發病率。

神經造影技術――測定心理訓練如何改變大腦的客觀方法，有助於遣除對佛教禪修有效性的疑慮。在未來，神經造影技術可能被應用於臨床識別與精神疾病相關的異常大腦模式，遇到這種情況時，禪修等技巧就會被運用，以改變大腦的活動。我相信，對佛教思想和實踐的興趣在未來的幾十年中將有增無減。

關注於人類的繁榮發展而非精神疾病的積極心理學，同樣從佛教中汲取諸多精華，特別是在運用靜觀與慈悲提升健康、幸福方面。兩千年來，這一直是佛教的領域，我們現在只是添加一個科學的視角。

我認為現代心理學才剛剛開始觸及佛教心理學的皮毛。1985年時，“靜觀”仍是新興科學，現在它已然成為了主流，而新的局面也隨之形成。比如說，社會科學家和心理治療師在不斷加深其對佛教心理學理解的同時，也發展出了新的慈悲科學和智慧科學，探索了微妙的意識狀態對大腦和行為的影響，研究了道德的親社會行為對健康的助益，而且他們正在為治癒棘手的精神疾病開發一系列創新的治療策略。

圖/ 海藍幸福家

雜誌：當佛法被應用於更廣泛的治療方法中，你會擔心佛法的精華在翻譯過程中流失嗎？

吉莫：大概還不至於。感謝喬·卡巴-金和“靜觀減壓法”課程，讓治療師懂得了個人實踐的重要性。由此也打開了通向佛法新穎、有趣層面的大門。然而我們得承認，大多數治療師只領略了佛法的冰山一角。即使在泰國這樣的佛教國家，也只有極少數人有時間或興趣去禪修，或者閱讀佛教典籍。

我認為只要人們願意修習佛法，不論程度如何，佛法對他們都有利無害。比如說，學習靜觀行走或靜觀進餐，並把這些教給別人，沒有任何壞處。而且，這些再簡單不過的實踐所包含的力量，往往引發人們的好奇心，並會帶來進一步的研究和實踐。我們都必須有一個起點。

“內觀”的概念――對痛苦、無常和無我的洞察，在臨床界仍然鮮被論及。這些年來我都猜想，當越來越多的治療師閉關靜修並把那些知識帶回到專業對話中時，他們將會體驗到內觀的轉化性潛能。一些業界同仁已經深入其中，比如波士頓心理諮詢師比爾（Bill Morgan），還有正在森林閉關中心參加三年閉關的蘇珊·摩根（Susan Morgan）。擁有敏銳的洞察力對治療師來說是一份寶貴的資產。例如，洞察到痛苦的嚴重度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我們對它的態度，這為面對看似無法忍受的痛苦提供了希望和情感自由。

雜誌：在西方心理健康專家看來，最重要的真知是什麼？換句話說，哪一個見解最徹底地改變了西方心理學已知的傳統理念？

吉莫：我認為我剛才提到的內觀非常重要，

我們與情緒痛苦的關係是決定我們遭受痛苦多少的關鍵因素。

例如，根據認知行為療法的最新理解，要想直接改變我們的想法，不如為我們的感受創建一個心胸開放、廣闊寬容的空間――與我們的思想和情感建立一種更少抵觸、更少逃避的關係。靜觀認知療法的箴言“思想是思想，不是事實”，就恰如其分地表達了這種觀點。精神分析心理治療也信奉這一見解，認為改變我們與童年經歷的關係比回憶所有細節更重要。

另一種見解是意向的重要性。時至今日，科學心理學一直主要與思想、感情和行為有關。自從出現了靜觀和接納療法，我們便注意到治療的進度可以由意向的轉變來測定――抗拒和厭惡會向接納轉變。來尋求治療的人都在抵抗痛苦情緒，也許是焦慮，或者是抑鬱。心理學家史蒂文·海耶斯（Steven Hayes）說：“問題不在於解決方案，而在於控制。”在治療中，通向接受之路似乎經歷了這些階段：（1）好奇心，（2）寬容，（3）意願，最後達到（4）友誼和解。

尤其當一個人對不幸感到恐慌或不堪重負時，要他對生活中的痛苦照單全收似乎是個離譜的要求，但這正是心理治療的藝術所在。

佛教對西方心理學的另一個貢獻，是讓我們知道，專注力、慈悲心和同理心這些情感能力是可以習得的技能，而不是簡單的優良基因或幸運童年的產物。信不信由你，這是一種新的理解。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建議精神分析醫師以“均勻懸浮注意[１]”為自己的最佳心理狀態，但他沒有提供任何能達成這種心境的方法（個人分析除外）。現在我們知道靜觀禪修的技能――集中意識、開放式覺察和慈心，是能在坐墊上習得的，甚至在治療時間中就可以。於美國佛教徒和心理治療師而言，對後者的修習――關係靜觀，是一個相對新的關注點。

與佛教心理學同時在西方出現的另一個迷人的心理學新領域，是“社會神經科學”或“人際神經生物學”。社會神經科學探索人際互動如何影響我們的大腦，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的丹·西格爾（Dan Siegel）等研究人員發現，在靜觀禪修和慈悲禪修中，和諧的情感交互會激活大腦的相關區域。因此，當我們獨坐冥想時，我們對同理心和慈悲心的關注力便能被開發出來；這通常也是治療關係和有效治療中的首要技巧。全國各地的臨床與諮詢心理學研究生專業，也在向他們的學生推薦和教授靜觀禪修。

靜觀也被教授給臨床醫生，幫助他們自我護理，緩解慈悲心疲勞[２]。傳統上，自我護理包括從工作中抽身出來給自己充電，但這種方法並不能教會治療師在壓力下保持活力。邁克爾·卡尼（Michael Kearney）醫生指出，自我護理讓看護者免於“溺水”，但靜觀攝持下的自我護理則像是“學習水下呼吸”。慈悲訓練，特別是對自我的慈悲，也能防止慈悲心疲勞。神經學家塔尼亞·辛格（Tanya Singer）表明，慈悲心疲勞其實就是“同理心倦怠”。慈悲是一種積極的態度――與善良友愛密切相關，並且是在產生而不是消耗能量。如果只有同理心，而缺乏慈悲的溫暖，真的會令人筋疲力盡。

這只是佛教的理論和實踐影響心理健康護理的一些方式。佛教與現代心理學的交匯，如同水漲船高般相互助益。

圖/海藍幸福家

雜誌：你認為西方心理學正處在其演進時間軸上的什麼位置？如果我們用人的生命作比喻，現在它是一個嬰兒、小學青春期還是成年階段呢？

吉莫：依我說是小學階段。我在印度遇到過一位曾陪同卡爾·榮格初次訪問貝拿勒斯的退休外交官，他援引榮格的話說，“與印度相比，西方心理學還是襁褓中的嬰兒。”二十世紀初，哈佛大學的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說，再過個25年，人人都會去學習佛教心理學。幾乎一個世紀過後，這個時代終於到來。主要是在過去的10年中，我們見證了古老內省的東方智慧與西方客觀科學心理學的一次了不起的融合，由此產生了對人類心靈更為全面的理解。

神經造影技術在驗證禪修打坐的效果方面幫上了大忙――我們現在甚至可以測量經過11小時的冥想後大腦結締組織發生了什麼變化。我想，當技術能夠支持測量身體能量――“氣”的時候，我們會走得更遠。並且，神經反饋――也就是當禪修令我們產生了有益的大腦模式時能夠有所覺察，讓我們可以更快地與高階禪修者的大腦狀態相匹配。我懷疑科學發展的日新月異會取代人們對洞察心靈本質和擁有持久自制力的需求，但臨床和神經科學上的最新發現卻在激勵世界各地的人們走上內在轉變的道路。我最近訪問了朝鮮和中國，發現心理學同行（以及韓國的僧侶）看到他們的古老智慧在現代科學中得以證實後激動不已。對全球演化而言，這也只會是一件好事。

雜誌：從另一個角度來看，我們這些試圖學習和實踐佛法的人所應該知道的，西方心理學中最重要的發現是什麼呢？比如，我在想，禪修練習可能非常有益，但它也可能提供了一種方式，使本該浮出水面得到處理的心理問題被避開了。

吉莫：我將冥想練習和心理治療視為通向情緒療愈的兩條道路。的確，冥想可以被誤用在為情感分流上，但通常不會一勞永逸。要麼以緩衝狀態，要麼在人事衝突中，未解決的衝突遲早都會溜進我們的生活。大部分情感痛苦源於關係，靠修復關係可以緩解痛苦，但耗時漫長。因此，治療通常作為禪修練習的有效輔助，尤其當治療師分享的是關於痛苦如何形成和緩解的通用模型時。

而作為成年人，他人可以提供我們所有的情感需求的日子早就一去不返――哪怕是最好的治療師、完美的配偶、慈愛的父親或母親，或者是理想的朋友，都不能滿足我們成年後對情感聯繫和認可的需求。進行慈愛的禪修練習，尤其對我們自己來說，是給與我們在童年不曾獲得的，或嚮往在日常生活中獲得的愛的重要媒介。我相信我太太也認可，自從我開始練習慈心禪以後，我需要的呵護更少，得到的快樂也更多。

我認為西方心理學家正在把佛教思想以現代的語言和概念表達出來，這可能有助於佛法上師和禪修者們的實踐。心理學家積極地試圖找出靜觀禪修的運作原理、作用機制，以及它的適用對象。例如，他們正從神經學、生理學和認知學的角度詳盡地探索關注的不同種類（集中注意、開放式覺察）和關注的特質（慈悲、善良友愛）。

我們最近發現，集中注意的練習很可能是比善良友愛更有效的脫離強迫思維的方法。當某位大德被問及哪種禪修對解決哪種問題更有效時，他通常說我們需要“更多的研究”。這樣說可能有些無禮，但我相信那些敏銳洞察的科學家-實踐者們正在寫就新的阿毗達摩[３]，他們正在梳理佛教理論和實踐中的不同元素。

圖/ 海藍幸福家

雜誌：作為一名心理健康專家，有沒有哪部佛教經典相比之下對你更具意義？關於這些經文，你有沒有和其他熟悉它們的專家達成某種共識？

吉莫：《念處經》和《安般守意經》在我的同事中最受尊崇。寂天菩薩的《入菩薩行論》也讓我深受啟發。然而，大多數心理健康專家的靈感都來自於禪修練習和禪修老師的評論，而不是經典本身。巴爾佛學研究中心（BCBS）獨樹一幟地定位在這道裂隙上，並積極致力於填補這個缺口。例如，安迪·厄倫德奇（Andy Olendzki）關於早期佛教心理學和阿毗達摩的課程就非常受歡迎，並且還為治療師提供進修教育。

雜誌：無論是在佛教還是西方心理學中，在你看來，自我慈悲起到了怎樣的作用？

吉莫：一些佛教修行人擔心，“自我”慈悲的概念巧妙地具化了自我，並會導致更大的痛苦。當我們的痛苦很細微時，我認為這擔心是對的，但當我們的自我感被緊張和不安的情緒，如悲傷、羞恥或絕望所吞噬時，就需要先去救助觀察者――情緒的經歷者，然後才能關注我們自己的體驗。一如我們對深愛的人所做的，給予我們自己相同的溫暖和友愛，會減少我們心裡的喋喋不休，打開我們的意識，並與他人和世界重新連接起來。

在過去的8年中，相當數量的研究已經表明，自我慈悲是情緒療愈的核心機制。這是靜觀的內隱態度[４]，但當我們感到痛苦、失敗或匱乏時，它有助於明確地實踐自我慈悲。例如，當我們打坐時，關注呼吸或身體覺受若無法產生任何慰藉，我們就可以把手放在胸口，感受自己手的溫暖，感受手對胸部的輕壓，以及手心下有節奏的呼吸運動。這個簡單的動作提醒我們，我們不僅在關注，還是帶著愛去關注，關注我們每一分每一秒的感受。

當生活出了狀況，自我慈悲往往是唯一能讓人們停止自我懲罰（以及抗拒經歷）的方法。就我個人而言，幾十年來我一直試圖削弱面對公眾演講時的焦慮，而慈心禪修終於給予了我力量，讓我任由焦慮在演講時出現，並任其自然耗盡。慈心禪是當前的一個熱門研究課題，它是為期8周的“靜觀自我慈悲”培訓課程中的核心練習，在過去兩年中，德克薩斯大學心理學教授克里斯汀·內夫（Kristin Neff）和我一直在開發和研究這門課程。

雜誌：相對於自利，利他是如何在佛教和心理學兩種環境中都被視為治療工具的？它們對它的看法是相同還是不同？

吉莫：越來越多的積極心理學著作都在談論慈悲的心理學效益對他人、感恩和其他“親社會”情緒的影響。我諮詢過這個領域的先驅克里斯托弗·彼得森（Christopher Peterson），他用兩個字就概括了積極心理學――“他人”。就像菩薩，致力於利他是一張幸福藥方。它將我們從自我虛幻的牢籠中解放出來。佛教和積極心理學在對他人慈悲的問題上達成了共識。

然而，在臨床實踐中，自我慈悲通常是起點，也是緩解痛苦的一種更有效方法。一旦我們重新發現了自身的美好，就能看到他人的美好。當我們注意到並排斥他人身上的特質時，我們不可能張開雙臂擁抱他們。某位大德也贊同這種觀點，他說：“要培養對他人真正的慈悲心，首先他（她）必須有一個可以培養慈悲心的基礎，這個基礎是連接自我感受和關心自身福祉的能力……利他也需要利己。”

諷刺的是，自我慈悲在2012年就不再是一個假設。人們不一定要懂得如何友好或慈悲地對待自己。尤其當我們經歷強大的情緒痛苦時，大多數人都會開始被這些消極的核心理念所裹挾，比如“我不可愛”、“我是蠢貨”和“我有缺陷”，所以愛自己往往要通過他人來完成。一項新的研究也表明事實確實如此。在慈心禪中，我們學習喚起愛的心態，首先想象一個能讓我們由衷微笑的眾生，比如可愛的貓或狗，然後我們會被慈悲心包圍：“願你和我都能遠離痛苦，平安喜樂。”

練習對他人慈悲，包括無私的行為，會在我們身心更為舒暢的時候自然而然地發生。縱觀歷史，這一直是大多數佛教修行的起點――我們通常不快樂，但是我們從根本上愛自己，然後我們向梵天之所住，也就是“四梵住”進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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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釋】：

[１]分析師需要不把自己的注意力專門集中在任何事情上，而是總是平靜地、專注地傾聽所有材料。

[２]由於過度暴露於人類痛苦而造成的憐憫心或同情心之喪失。

[３]論部之總名。

[４]個體對事物所持的積極或消極的認知、情感或反應，由不自覺的以往經驗或不能歸因於以往某一確定經驗所引起。

【文章來源】

智悲翻譯中心翻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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