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障礙患者已不再“稀有”，如何為迷失的心照亮回家的路？

中國疾控中心精神衛生中心2009年公佈的數據顯示，我國各類精神疾病患者人數達到1億人以上，其中成年人群精神障礙患病率達17.5%，重性精神病患人數已超過1600萬。一般人不瞭解他們的世界，也難以想象他們的世界。

他們就像迷途的羔羊，期待著有人為他們點亮一盞回家的路燈。而為他們點亮一盞燈，也就為我們自己照亮了回家的路……

新華每日電訊記者何玲玲、張樂、黃筱

“我們都是木偶人，不會說話不會動，最後堅持三分鐘。”小時候玩“木偶人”遊戲，念著這句話，雲南女孩小欣(化名)總會禁不住笑出聲來。但在長大後的小欣看來，這句遊戲臺詞彷彿是真實生活給她開的一個莫大的玩笑。

她在日記裡哭訴道：“現在不論你怎麼刺激我，我都不會笑，也不會有絲毫愉悅感。”這位患有重度抑鬱症的姑娘絕望地說：“當你們繼續著每日的精彩生活時，我卻在等待‘最後三分鐘’的到來。”

“我迷路了，你在哪兒?”

困擾小欣的重度抑鬱症，是精神障礙類疾患中的一種。精神障礙，一個字面意義簡單、但內容複雜的醫學名詞，是指某個人的思維認知、情感情緒、行為意志等精神活動存在不同程度的紊亂或障礙，並嚴重影響到工作、學習、人際交往等社會功能的一種疾病或狀態。

多位精神衛生專家表示，我國重性精神障礙患病率維持在1%左右，常見精神障礙和心理衛生問題更有逐年增加之勢。

作為浙江省最大的精神病專科醫院，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2009年精神、心理諮詢、睡眠障礙三大科總門診人數為11.07萬，這個數字在5年後增加了1.4倍，還不包括其他新增精神障礙疾病相關科室的門診量。

精神障礙患者已不再是“稀有群體”。但公眾對它知之甚少，加上疾病的特殊性，發現確診難度大，大量患病人群被掩蓋。“精神病診斷沒有生物學標記，主要依靠醫生的判斷，根據量表評估或者經驗，確診需要時間，病人及家屬若對自己的情況認知有困難，對醫生沒有完全信任，質疑、拖延的情緒將直接影響病情控制。”杭州市第七人民醫院精神科主任湯劍平說。

“一開始，我只是睡不好覺、高興不起來、反應速度變慢。”今年50歲的抑鬱症患者童女士說，直到一年後長期的壞情緒讓身體不堪重負：經常胃痛、體重下降、嚴重偏頭疼。“我這才知道原來自己生病了。”她把神經內科、消化科、內分泌科、心內科的醫生都找了個遍，也查不出什麼問題，最後才想到去精神衛生科碰碰運氣。“這才找到了病因，像一個迷路的人，怎麼都找不到方向。”

據不完全統計，在北京一些大醫院的心內科病人中，40%的求醫者沒有器質性的心臟問題，其不適主要由心理問題引發；40%有一定的心臟問題，但和情緒有關；只有20%的患者患有器質性心臟疾病。“以抑鬱症患者為例，有90%的病人沒有就診；求診者中，又有80%的病人未在精神科，而被當做其他疾病治療，這直接導致中國的疾病篩查率僅有6%，遠低於實際情況。”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說。

“感覺與世界沒有一點點連接”

“咚咚咚”，輕輕的幾下敲門聲後，18歲的寧波女孩小清(化名)走進精神心理科專家門診的診室，禮貌地跟主治醫生譚忠林問好。她穿著紅白搭配、復古式樣的棉麻布長裙，紅色繡花布鞋上的碎花圖案和衣服上的裝飾相配，連指甲也是精心修飾過的。

“最近感覺怎麼樣?”因為是複診病人，譚醫生的開場白就像和老朋友打招呼一樣。

“不是太好。”小清尷尬地聳聳肩，慢慢收起了進門時的微笑，變得有些緊張，她開始向醫生講訴最近兩週自己的心理變化和精神狀態：瘋狂花錢購物、打扮自己卻只能開心幾分鐘，看到視頻裡的小動物會冒出虐待它們的“邪惡”想法，站在窗前有想要跳下去的衝動……

她一邊描述一邊努力剋制情緒，一會兒扶頭，一會兒緊握椅子扶手，一會兒又雙手抱肘。在回憶這些行為時，她自己都覺得無法正視和原諒自己。

“醫生，請您救救我，我快要受不了了。”她努力控制著自己的情緒，身體顫抖著，聲音中帶著哭腔，用盡全身力氣控制著不讓自己情緒崩潰，“我感覺自己就像是被全世界拋棄了。”

譚忠林耐心聽完講訴，為她安排了住院手續。“她被確診為雙相情感障礙，住院更有利於病情控制。”僅靠服藥已經沒辦法控制小清的病情，譚忠林眉頭緊鎖，面露擔憂。

譚忠林是浙江抑鬱症治療專家，每週一次的專家門診，他總會“超量”接待。

在精神專科醫院工作20多年的他，一直在研究精神障礙患者的內心世界。“從輕度患者的睡眠困難、情緒低落到重度患者的死亡衝動、意志紊亂，病人承受著常人難以想象的煎熬。”譚忠林說，一些病人選擇以自殺終結，尋求解脫的同時也以此解脫被自己拖累的家人。

這樣的案例並不在少數。世衛組織2014年9月發佈的全球預防自殺報告顯示，每年有80多萬人死於自殺，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自殺人數佔全球自殺人數的75%；每年自殺未遂人數是自殺死亡人數的許多倍。

“這是我的‘心魔’，也是你的‘心魔’”

“醫生，我的藥量是不是可以減一點?”“上週我把晚上吃的藥減了半顆。”“醫生，這藥還要吃多久，什麼時候才是頭?”

在精神心理門診室裡，不少病人和家屬為藥糾結。與此同時，根據病情發展狀態調整用藥，達到最對症、最有利也是考驗精神科醫生水平的一項重要標準。

譚忠林說，高血壓、糖尿病病人對服藥的依從度高，長期服藥甚至終身服藥，不會有太大心理負擔。但精神障礙患者往往對用藥時間和用量有“偏見”，甚至會擅自調整醫生的用藥建議。

“我覺得自己恢復正常、情緒穩定了，前幾天就把其中一種藥停了，但停藥後感覺又變差了。”現任一公司部門主管的陳軍(化名)有點沮喪後悔。

“精神障礙患者對自己患病有病恥感，認為一個人連自己的情緒、精神狀態都需要靠外界用藥來控制，是一件很沒面子的事情。”譚忠林表示。天天和這樣的病人打交道，他早已練出了好脾氣，耐心地安慰他，穩定他的情緒。

事實上，對正規治療和服用藥物的抵觸不是一個簡單的醫學問題，許多人在抵觸中失去了好轉的希望甚至生命，而社會對精神障礙患者的完全忽略或過度排斥，又加重了他們的病恥感。“‘精神障礙’成了病人自己的‘心魔’”，譚說，他們擔心社會歧視而選擇了隱瞞疾病，而疾病帶來的敏感，又讓他們覺得周遭充滿了有針對性的“不友好”。

“精神障礙”不僅是患者的“心魔”，一些過度放大精神障礙患者社會破壞性的報道，也使得談“精神障礙”色變，逐漸成為全社會的“心魔”。人們戴著有色眼鏡來看待這個群體，部分城市甚至出現抵制開設精神疾病門診，要求精神病醫院搬離市區等行為，這些行為加劇了社會排斥心理，也給精神障礙患者人為設置了重新融入社會的鴻溝。

“地獄歸來，請給我一個擁抱”

媒體人張進是一名重度抑鬱症患者，不過現在，他成了抑鬱症患者眼中的鬥士。他用文字記錄下自己的心路歷程，放在網絡上與大眾分享，完成了從“自渡”“他渡”到“渡人”的蛻變。

然而大多數精神障礙患者很難做到如此坦誠地面對自己的疾病。雖然他們也希望堅定信心、自我救贖，但顯而易見，對抗精神疾病不是一個人的戰場，需要更多來自家人、朋友和社會的包容。

“精神障礙患者向親朋好友訴說心中的糾結，本身就是最好的發洩和疏導。”有專家表示說，發揮中國文化重視親情、強調宗親關係的特有優勢，對抗擊疾病或有意想不到的效果。

家屬陪同，是各醫院精神科門診常能看到的場景。求診時，家屬們會幫助病人補充描述病情發展，也會向醫生交流請教，哪些行為有利於幫助病人儘早康復。

而醫院和醫生也在為患者們樹立信心、融入社會做最大的努力。北京回龍觀醫院在全國第一個去掉了精神病患者病房窗外的鐵柵欄。“換成特殊的防撞玻璃對病人心理恢復有好處。”院長楊甫德說。一些輕度精神障礙患者和處在恢復期的患者，則被有意識地引導參與一些社會活動，幫助他們邁出正常社交的步伐。

“從過去的厭惡、迴避、漠視，到今天的理解、同情和包容，全社會對精神病患者的認知正在不斷進步。”楊甫德表示。

許多精神專科醫生都提到，精神障礙並非不治之症，更多輕度障礙其實就是精神“感冒”，在醫學水平不斷提高的今天，有三分之一的人能徹底痊癒。

與此同時，在社會壓力增大，轉型焦慮遞增的今天，每個人都可能是精神障礙的“潛在患者”，包容瞭解精神障礙患者，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是在包容自己、瞭解自己。

為他們點亮一盞燈，也為我們自己照亮了回家的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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