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父子三人同天離婚為多獲得更多拆遷補償

5月18日起，官渡區民政離婚申請窗口被秧草凹村的村民圍住了。

老人現場補拍照片補辦結婚證，幾十年的結婚證蓋章作廢 。為了爭取更多的補償金，不少村民為增加戶頭，選擇離婚。

張貼在村裡的《雲南省昆明空港經濟區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安置工作實施辦法》上寫著：拆遷嚴格執行一戶一宅政策。

近日，在雲南省昆明市官渡區秧草凹村出現了這樣的場景：上百位村民扎堆到當地民政局離婚，甚至還出現一家父子三人同一天離婚的情況。他們的目的只有一個，希望通過離婚增加戶頭，以獲得更多的拆遷補償。

近年來，這種為獲得更多拆遷補償款而離婚的現象並不少見。究竟是拆遷補償政策不夠完善還是老百姓將婚姻視為獲取不當利益的手段？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人文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助理教授田飛龍看來，農村人戶不分，是扎堆離婚的根源所在。

扎堆離婚根在人戶不分

事實上，不獨昆明市官渡區秧草凹村出現這種現象。為了能在拆遷中獲得更多補償，貴州省貴陽市南明區雲關鄉多個村也出現了大規模假離婚和買賣戶頭現象，甚至，有一個村一半以上的村民都已經離婚。

在網上搜索不難發現，近年來，因為多要拆遷補償款而離婚的報道並不少見。

曾代理過類似案件的北京律師靳學孔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如果為了得到更多補償款而出現扎堆離婚的現象，只能說明拆遷補償政策存在漏洞，至少是不嚴密的。

他認為，如果拆遷補償政策或者方案足夠科學、合理，比如補償款比較合理、事前做好現場勘查、固定事實，那麼一定程度上會減少扎堆離婚的現象。

據報道，張貼在秧草凹村裡的《雲南省昆明空港經濟區土地徵收和房屋拆遷安置工作實施辦法》中寫明：拆遷嚴格執行一戶一宅政策。

田飛龍認為，實施辦法反映出扎堆離婚現象的根源問題，即，農村法治管理人戶不分，這導致了諸如救濟款以及拆遷補償款的發放都是以戶為單位，而城市法治管理是以個人為單位。這種城鄉法治的差異，使得農村以戶代表制、按戶代理權成為最常見的方式，也使得農村家庭倫理以及兒童權益會受到潛在破壞，帶來負面的社會效果。

“現在需要解決的問題是，要將拆遷補償的標準以及發放程序與個人對接，解除對戶的依賴。這種做法會增加行政成本，但從長期來看，可以維護農村家庭倫理以及兒童權益，維護民事秩序中的公序良俗。”田飛龍對《法制日報》記者說。

雲南大學法學院經濟法研究所主任、法學博士趙忠龍則表示，在我國城市化進程中，伴隨著土地價格的快速增長，村民基於補償目的而採取離婚形式獲取自身利益有其客觀性，這樣的利益訴求宜疏不宜堵。良好的公共治理來自於政府與民眾之間的有效溝通與合作，政府的拆遷補償政策應當公正和透明，村民的合法利益訴求也應當得到尊重，只有更加富有智慧和遠見的公平治理，才會取得民眾的遵從和信奉，才會達致良好的法律治理。

假離婚有規避法律之嫌

除去獲取拆遷補償這層關係，村民扎堆離婚行為是否還會帶來一些法律風險？

“離婚行為的發生還會給村民自己的生活帶來很多不便，如子女入托入學、繼承關係、委託關係等等都會因為沒有婚姻關係證明而帶來新的問題。”趙忠龍說。

在採訪中，靳學孔強調，無論如何，離婚都應慎重。在假離婚的前提下，雙方在離婚協議中對夫妻共同財產、未成年子女撫養權的處理方式約定不明，有可能會產生各類糾紛。

不過，靳學孔認為，村民是否單純為了補償款而離婚並不好判斷――不排除有夫妻是因為真實原因而離婚的；當然，也不排除就是有人通過合法的方式想要達到非法的目的。

如果補償方懷疑離婚夫妻就是為了多要補償款，那麼，可以綜合考慮所有事實，比如，對於拿到補償款後很快復婚的夫妻，在這種情況下，補償方可以通過法院起訴。

對於假離婚現象，秧草凹村所在的大板橋街道辦事處是這樣迴應的：大多數村民即便離婚也不能達到分戶目的。

在田飛龍看來，這種說法是有其合法依據的，因為法治要求任何人不得從其不當行為中獲利。村裡張貼出拆遷補償款的通知，意味著在補償發生期間作出的補償權屬確認是合理的，也符合公平原則。

“相反，在事後假離婚，從而使人身關係和財產秩序發生變動，有規避法律之嫌，不能排除是為了不當利益而離婚。”田飛龍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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