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五千年，歷史文化淵源流長，中醫醫學博大精深，而肛腸疾病更是從中國古代醫學史上就已被歷代醫學家所重視。據歷史記載，傳統中醫對肛腸疾病的治療方法對現代醫學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春秋戰國
春秋戰國時期，我國醫學家就提出了“痔”、“瘻”的病名，後為世界醫學所採用，沿用至今。《莊子·列禦寇》有：“秦王有病召醫，破癰潰痤者，得車一乘，舐痔者，得車五乘。”提出痔瘡病名，後被醫學界採用。《淮南子》有“雞頭已瘻。
”提出肛瘻。在有名的醫書《皇帝內經素論》(公元前240年)中曾記載痔形成是由於“因而飽食，筋脈橫解，腸癖為痔”。以後在古代名醫扁鵲所著的《難經》中也有不少關於肛門解剖的記載，如《肛門考篇》中記有“肛門重十二兩，大八寸，徑二寸，長二尺二寸，受谷九升三合八分合之一”。
在藥物方面《神農本草經》(公元220-250年)中所記載的365種藥味中65味藥物對肛門病有效，如《槐花》。
《難經》最早記錄了腸息肉病，腸道癌。
《靈樞腸胃篇》記述了結腸、直腸的長度、大小、行走。《靈樞·水髒篇》最早提出腸道息肉的病名。《靈樞·刺節真邪篇》最早描述了腸道腫瘤。《五十二病方》最早記錄痔結紮術、切除術等。
《神農本草經》首載了脫肛病名，提出五痔病。
《傷寒論》張仲景首創了肛門栓劑和灌腸術，《傷寒雜病論》發明肛門栓劑蜜煎導、灌腸術。皇甫謐在《鍼灸甲乙經》記述了鍼灸治療脫肛、痔、下痢等肛腸的方法。巢元方《諸病源候論》詳列痢候四十種，對腸道病進行了較全面記述，對一些病認識比較深入。
漢朝
在漢代到明朝前這一歷史時期，肛腸學科不斷充實、發展，東漢時期我國著名醫學家張仲景(公元196-204年)在他著的《傷寒雜病論》中，記載了“蜜煎導”法，發明了一種將蜜煉後捻成如小拇指一樣粗細、長二寸許的小棒，冷卻後，放入肛門內用於治療便祕。這成為世界上最早使用的栓劑。
隋代
隋代名醫巢元方(公元610年)在《諸病源候論》中記載了痔的體育療法：“一足踏地，一足屈膝，兩手抱犢鼻下(膝蓋下)，急挽向身極勢，左右換易四七，去痔五勞”，唐代《外臺祕要》一書中第一次記載了“以水三升煮鹽三合使沸，適寒溫，以竹筒灌下部，立通也”，這樣一種使用竹筒做灌腸器的鹽水灌腸法。
唐朝
唐代名醫王濤著《外臺祕要》(公元752年)記載“病源脫肛者，肛門脫出也，多因久痢後，大腸虛冷所為，痢而用氣嘔，其氣下衝，則肛門脫出，因渭脫肛也。”說明當時醫學已經認識到直腸脫出的原因與身體虛弱，直腸周圍組織鬆弛無力及腹內壓力增大有關，這與現代醫學觀點是十分吻合的。
宋代
到了宋代，我國對肛門病的診斷和治療已基本齊全，有了專門的痔瘻醫生，根據《普濟方》(公元1406年)記載宋代時宋高宗患痔，朝中有人薦請臨安(今杭州)的痔科專家曹五。他使用了取痔千金方給高宗治癒了痔疾。取痔千金方是宋代發明的枯痔散的一種，將配成的藥粉貼敷在痔核上，使痔核壞死脫落，得以治癒。以後，枯痔療法得到了廣泛應用。而在同時期的1422年，西方國家中英國皇帝，卻因得不到有效的治療而死於肛門疾病。由此看來，當時我國肛腸科醫學發展遠遠先於西歐。
宋代的枯痔療法開始流傳到國外，至今在日本、東南亞等國還仍沿用著這種療法。自明朝、清朝以來，肛腸學科日益完善，祖國醫學中對痔等肛門病的病因有了很詳盡的闡述，像《外科正宗》、《正宗金鑑》、《太平聖惠方》、《瘡瘍全書》、《奇效良方》、《外科大成》等書中都有記載，他們認為痔有職業方面的原因，同時也提出了久坐、負重遠行、久忍大便，久瀉久痢，飢飽無度，飲食不節也是痔形成的病因，古人提出了，婦科妊娠、小兒啼哭，同樣可以促成痔的生成，這些觀點同現代醫學中因腹內壓力增高可以導致直腸靜脈血液迴流不暢，以及直腸靜脈叢充血擴張等病因的觀點是一致的，與唐、宋時代相比，後者顯得更加完善了。
明代
更引入注目的是明代《古今醫統》(公元1550年)中對肛瘻掛線療法第一次做了精闢準確的闡述：“藥線日下，腸肌隨生，闢處即補，水逐線流。瘡口鵝管全消。”肛瘻掛線療法，是肛腸科祖國醫學寶庫中一顆燦爛的金星，這一論點至今已歷時四百多年，仍然極為廣泛地應用在臨床治療之中，成功地解決了高位複雜肛瘻術後肛門失禁的難題，這種方法仍然具有很高的科學價值。
清朝
明清時代對肛腸疾病的臨床研究已有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和很深的造詣。古人對於肛門直腸部位的疾病檢查中使用肛門鏡、直腸鏡(竹製)探針、藥線等醫療器械都遠遠早於西歐國家，並且進一步對肛管直腸部的癌腫、痔核的一些合併症以及先天性肛門閉鎖等疾病都有了較完善的認識，明清時代肛腸疾病學說到了發展的全盛時期，為我們積累豐富的寶貴遺產。其中有許多論述對現在肛門大腸學科領域裡的理論探討和臨床研究仍然有著指導作用。面對內容極為豐富的祖國醫學寶庫，進一步總結、發展和繼承這寶貴的遺產，將是我們新一代肛腸科醫生光榮而艱鉅的任務。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