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我對許多住院治療的精神疾病患者從起病到住院的漫長經歷的瞭解，這些患者及其父母從患者患病到住院大概要經歷如下三個階段或過程，我將之稱為“三部曲”。
由於多數患者的父母在患者成長過程中有潛在的安全感不足的心理背景，即認為這個社會有太多的危險因素或者誘惑，可能會危及其子女的健康成長，因此往往採取對孩子的過度保護措施和對其行為採取嚴格的控制措施，限制了孩子對廣大未知世界的瞭解和探索行為。正是由於父母和其他長輩們這樣的行為模式，其子女在對客觀世界認識不足的基礎上，也或多或少地形成了缺乏安全感的心理素質(過去有人將這種素質稱之為“神經質”特質)，如過度擔心某些並不會對其構成威脅的因素會威脅到其安全，並對這些因素有過度的留意和關注，進而往往以自己有限的認知水平做出導致焦慮、緊張、恐懼、悲觀等負性情緒的判斷。
這種反應模式恰恰是多數精神障礙形成和發展的心理基礎。在患者成長過程中若經受了一些他們難以承受的精神刺激或壓力，就可能出現不同形式的精神障礙。在患者出現某些相對典型的精神異常表現之後，患者家長多數會檢討自己對孩子教育方面的失誤，但往往會做出錯誤的歸因判斷，即認為患者患病的主要原因是外界壓力過大所致，而認識不到自己對子女過度保護在其發病過程中所具有的決定性作用。即便是那些認識到自己對子女的過度保護對患者的發病起了作用的家長，也未必會很深刻地認識到問題的嚴重性，仍然把外界環境中的不利因素看作是患者患病的關鍵因素。
在這樣的歸因判斷基礎之上，患者家長最可能做出的反應就是修正自己的教育模式，認為自己以往對子女要求過分嚴格可能會對患者病情有不利影響，開始出現矯枉過正的讓步，甚至採取與以往要求截然相反的措施，姑息子女的某些行為和情緒反應。同時，患者的家長也格外注意避免其子女面對任何可能成為精神刺激的事物，而且，他們做出某事物是否對其子女構成所謂的精神刺激也完全是以他們自己的判斷為標準。儘管這樣的做法有時可以換來短暫的安寧與妥協，但患者在這個過程中也學會了利用自己患病的身份特徵獲得更大的利益，即使有時他能夠認識到自己的某些行為具有“趁火打劫”的性質，但只要他們希望得到自己的實際利益也不會顧惜這些行為模式具有“飲鴆止渴”的危害。
此時，患者的父母往往在希望堅持自己的教育原則和對孩子行為的遷就之間左右搖擺併為此痛苦不堪，但他們似乎已經沒有別的選擇，只能按照眼前利益優先的現實選擇走下去。到這個階段，患者的父母和子女之間關係出現了一個令人不可思議的改變：兩者之間發生了角色互換，父母唯患病子女馬首是瞻，而患病子女學會了對父母實施控制和發號施令。
如果患者的病情進一步加重，甚至加重到不得不到精神科醫生處就診的程度，患者的家長仍然習慣於看患病子女的臉色行事，即使在就診這件事情上，父母也是躊躇再三。一則是患者父母不希望自己子女直面精神科醫生和精神病院就診環境這種“惡性刺激”，二則擔心一旦患者被證實患了精神病，自己沒有能力承受由此帶來的內心痛苦，三則不敢採取強硬手段來迫使不願就診的患者就診。如此種種顧慮導致患者家長嘗試代替患者就診的想法和做法，例如到醫院找“心理醫生”或精神科醫生諮詢、在網上查詢一些相關資料進行對號入座的診斷等。不到萬不得已或山窮水盡時，患者的家長絕不願帶患者到專科醫院就診。但帶患者到醫院就診這個過程仍然是困難重重，不僅患者家長要說服患者到醫院有很大困難，即使勉強帶患者到醫院，在進入診室時也要頗費周折，有時就是因為這“臨門一腳”做不到而功虧一簣。
當患者家長在猶豫中最終帶其子女就診，醫生也認為患者的病情嚴重到不住院不足以達到有效治療的目的並動員家長同意讓其患病子女住院治療時，患者家長往往也會顧慮重重。而且他們的顧慮也形形色色，但基本上仍然反映了他們一向以來追求萬無一失安全的心態和過度保護子女的行為特徵。
最常見的顧慮是擔心在專科醫院裡，住院環境惡劣，會對其患病子女造成心理傷害。因為在為精神疾病就診前，他們的子女幾乎是生活在“衣來伸手飯來張口”的優裕生活環境和來自父母無微不至的呵護。患者父母擔心其子女在住院環境要求患者自我料理生活的環境裡會出現難以承受的痛苦。實際上，通過住院治療使患者接受規範治療和管理，既有益於患者獲得較為理想的療效、讓患者在集體生活的環境裡心理成熟程度得到提高之外，還給了飽受患者疾病症狀折磨的父母一個休養生息、自我療傷的寶貴時機。
患者父母的另一個常見的顧慮就是擔心患者在住院環境由於缺乏父母無微不至的關懷和保護，會受到其他住院患者的欺凌和醫護人員的冷落甚至虐待。這種顧慮既反映了患者父母對子女自我適應能力的不信任，也反映了患者父母對他人乃至社會規範的不信任。當然，患者父母往往還有錯誤的認識，認為自己子女最理性、病情最輕微，而其他患者不理性、病情更嚴重、有更危險的行為。其實，在我們精神科醫生眼裡，這些患者的病情嚴重程度相仿，沒有哪個病人比哪個病人具有更大的危險性。我常與這樣的父母說：“每個住院病人的父母都認為自己的子女是最理性、病情最輕微的那一個，但卻都嚴重到需要住院的程度。你說，誰比誰更理性?誰的病情更輕微?”
患者父母在是否接受患者住院治療這一選擇之前，往往還會想到住院環境和經歷會給患者內心世界留下陰影，甚至擔心患者會因此記恨父母，出院後報復他們。實際上，住院治療對於病情嚴重的患者最重要的好處就是能夠接受規範治療和管理，有可能使其獲得最佳療效。試想，若一個患者通過住院治療達到痊癒療效，社會功能也全面恢復，能迅速地迴歸社會，怎麼會頻頻回首住院經歷並對此耿耿於懷呢?何況，患者病情痊癒之後能夠充分認識到其住院前的病情給其自己帶來的痛苦以及自己病態言行對父母的傷害，必然會為此追悔莫及，何來銜恨之理?
還有相當多的患者父母擔心患病子女住院治療就會被戴上了“精神病”、“瘋子”的帽子，遭到來自社會的歧視，可能被自己的鄰居、親戚、朋友歧視和疏遠，甚至還可能會影響到患者將來在求學、就業、戀愛、婚姻等方面的前景。我認為，所謂“戴上精神病的帽子”，首先是反映了這個社會文明程度還不夠高。隨著社會進步，最終會有越來越多的人能夠正確認識和理解精神疾病，將精神疾病的患者看做與軀體疾病相似的病人，並得到社會的接納。其次，戴上精神病的帽子並不可怕，可怕的是因為病恥感導致的諱疾忌醫，最終使患者喪失治癒機會，發展為嚴重的精神殘疾，完全喪失了成為正常人的可能性。
如果患者在住院後得到正確的診斷，也得到了科學、合理、有效的治療，使患者不僅獲得了痊癒的療效，也通過接受醫生的指導避免了反覆發病的風險，今後的人生再也不會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擾，成為精神活動完全正常的個體。試想，假如一次住院能夠達到這樣的目的，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讓患者住院治療呢?況且，隨著人類預期壽命的延長，把患病和住院治療的時間作為分子，把自己整個生命作為分母，這是一個非常微不足道的分數值。
我們看到，多數住院患者都走過這樣的“三部曲”。如果精神障礙的患者們能夠縮短每一個階段的時間，更早就診或住院，接受規範治療，必將有助於他們獲得最佳療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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