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的發生發展，是由於內外環境的變化，使人體系統發生紊亂，導致基因變異所致。治療應遵循因人、因時、因地制宜，強調診治疾病時重視人體體質的變化，針對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熱盛、寒凝、痰滯、血瘓等不同變化，確定適應性強的個體化治療方案。過去醫學界普遍存在“見瘤治瘤不顧人”的一種傾向，採用手術、化療、放療後生存期不足半年，只重視了實驗室內針對腫瘤細胞的生物效應，而難以權衡化療藥物及手術、放療等對人身整體的綜合性生物效應。目前現代醫學治療肝癌的模式已從腫瘤的廣泛切除轉向組織及功能的儲存，已從非特異性的細胞毒轉向靶向性治療，出現了多學科綜合治療、治療方案個體化、儲存功能、注意生活質量、重視姑息及康復治療等新的治療觀念。這些治療觀念，越來越多地考慮人體的體質、機體的適應性以及生物、心理、社會等諸多因素，符合中醫的整體觀念和辨證論治的特點。在治療肝癌時，無論其症狀是否明顯，病情的輕重緩急，必察色按脈先審體質;選方用藥時，強調不能過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痕之品，以防更傷人體正氣。
解毒止痛明陰陽
實驗研究已經證實一些中藥如半邊蓮、白花蛇舌草、敗醬草、蚤休、龍葵等對腫瘤細胞有一定的毒性作用，能起到抗癌作用。這些中藥從其性味、歸經及功效上講，多系清熱解毒類藥物。於是如今中醫在治療肝癌時有使用清熱解毒、活血化癖、軟堅散結的習慣，甚至是三類藥物的簡單堆砌。這主要是基於“癌乃毒、癖、堅積”的認識，將著眼點侷限於腫塊，而忽視了患者的體質。然而，孰不知毒有寒、熱、溼、瘓等陰陽之分，痛有氣滯、血癖、經絡及臟腑失養等虛實之別，因此在選用解毒止痛藥時強調辨明陰陽。陽熱實證宜選用:白花蛇舌草、半邊蓮、虎杖、茵陳、丹蔘、犀角(水牛角代)、赤芍、玄蔘等藥;陰寒虛證宜選用:娛蛤、全蠍、察香、蘇合香、三稜、獲術等藥。
重用蟲類善搜剔
肝癌雖有氣滯、痰凝、血疲發展而來，但它在病理性質上又與氣、痰、疲有一定的差別。因此，僅採用理氣、消痰、化瘓的方法，治療效果不好，只有配用毒藥才能消之。基於這一認識，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酌加土鱉蟲、水蛙、斑孟、全蠍、娛蛤等蟲類藥，以毒攻毒，每每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筆者集25餘年的臨床經驗，認為肝癌的基本病機主要為熱毒、痰痕、正虛所致，據此開發研製的清肝消症解毒丹體現了“以毒攻毒”的學術思想。其方中以人蔘、白朮、獲菩等固護脾胃、輔助正氣;土鱉蟲、水蛙、娛蛤等解毒消腫、活血止痛，白花蛇舌草、半枝蓮等清熱解毒，諸藥合用共奏解毒抗癌之功效。
中西並用理相融
肝癌病人多邪實正虛，然而因病致虛者多，因虛致病者鮮。對早期肝癌，當務之急為祛邪，邪去正即安。對中晚期肝癌，多屬本虛標實，中醫治療當扶正祛邪，注重整體，重視體質;西醫治療採用手術、放療、介入等區域性治療及生物免疫治療。然祛邪之法，對於早期之小肝癌，或手術、或介人、或瘤內無水酒精注射等現代醫學之法，皆可應用，不必拘泥於西醫之別。臨床所見之肝癌病人大多已至中晚期，多有黃疸、腹水、發燒、疼痛等症狀，一方面病情重、體質差，另一方面多已出現轉移，因此單一療法往往不能取得預期效果，必須採用中西醫結合等綜合治療，西醫可選用介入、射頻消融、生物治療等，中醫當四診合參，辨證論治。若熱毒盛重用清熱解毒，藥用白花蛇舌草、重樓(七葉一枝花)、半枝蓮、金銀花、半邊蓮、敗醬草、蒲公英等;若積塊硬，重用軟堅散結，藥用鱉甲、八月札、夏枯草、生牡礪、穿山甲、浙貝母等;若痕血明顯重用活血化癖，藥用丹蔘、三稜、文術、虎杖、石見穿、平地木、三七、鬱金等;若腹水明顯加利水滲溼之品，藥用車前子、獲等皮、生薑皮、澤蘭等;若脾虛痰勝加健脾化痰理氣之類，藥用太子參、白朮、獲荃、陳皮、半夏等;若肝腎陰虛採用滋補肝腎，藥用當歸、白芍、沙蔘、麥冬、構祀子、鱉甲、生地黃、山茱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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