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香港的中醫治療肝腹水。他知道按中醫的理該用瀉法，但中醫書上又不讓對危重病人用瀉法，因為瀉傷津，病人受不了。這位中醫大膽採用瀉法，一瀉再瀉，將一個個病人治好了。他說，我不怕傷津，我給病人掛吊瓶，輸液、補血、解決了古代中醫解決不了的傷津難題。
中醫是有能力吸納各種技術的，以毒攻毒，以一種病治另一種病，針、炙、刮痧、拔罐、按摩、推拿……不正是把所有能用上的手段都用上了嗎?乳香、沒藥是來自外國的香料，不也堂而皇之的做了中醫的常用藥嗎?中醫對醫用手段是不厭其多，我母親就常把西醫當成毒，去攻另一難解之毒。
當有的病灶形成痼疾，造成五行失衡、偏枯，非藥能解時，西醫的干預正如大毒，改變一下五行膠滯的狀態，給中醫一個再創平衡的機會，這又有何不可呢?
我認識一個專治小兒的中醫，他看到西醫診所掙大錢而眼紅。於是，他便開了一家西醫門診。他學西醫那套特別快，讓我覺得可樂的是，同樣是西藥，他用的效果就比西醫效果好，到他這來的患者特別多。先前我還為他轉型成了西醫而遺憾，後來看到他治病的立體打法，不由地讚歎不止。西藥利大掙錢多，他只要比西醫療效好，患者就會盈門。而用中藥，即使患者盈門，他也難以發財。小兒多患急症，做為兒科醫生，當然還是用中西醫結合手段方便、快捷。與西醫要攻陷中醫相反，中醫從不排斥其它醫療手段，中醫不具有戰鬥狀態，只是容納，包含。
中醫的猜測性、預知性，給人一種很沒有科學性的感覺。老中醫的經驗、感覺，有時不僅讓科學家糊塗，也令老中醫自己不能做出科學解釋。但中醫的感覺是愚昧的嗎?當我們熟悉、瞭解一種事物的執行規律後，我們往往能預知事物的發展，做事打出一些提前量來，這不是很正常的嗎?根據一個人的性格，我們往往可以推斷在什麼環境下他會說出什麼樣的話，做出什麼樣的事，能描畫出他的命運大致軌跡。根據一個人的體質和他的生活方式就可以預知他會生什麼樣的病，如果我們不是抱著科學主義不放的話，我們不僅能擁有被科學佔領的世界，還能擁有更大的世界。
其實中國古人對事物的把握不是線性的，而是意象的。(就象一個特別熟悉汽車效能的司機，他說不出這個汽車的生產工藝和資料，但他能說出這個汽車在什麼情況下效能會怎麼樣。)比如，對一個人困境的形容是：“舊房偏遇連陰雨，漏船又遇頂頭風”。於是，不用具體陳述和數字說明，一切就都可想而知了。
中醫一摸脈，一個有醫學意義的意象就活靈活現地浮現在他的腦海中了。這是不當中醫的人難以體會到的。如果這個醫生有足夠的經驗能把握這個意象，他就能知道疾病的動向。問題是人的大腦可能還不習慣於這種東西方思維的切換。我覺得中西醫之爭與其說是東西方文化的衝突，不如說是對人類大腦進化的一次挑戰。我想，從猿到人，人的大腦進行了好幾次類似這樣的進化。在數學上是對數的抽象，在語言上是對情感、概念的界定……如今，要把一個人既看成是生物的人，又看成是陰陽五行的人，很多人都說這一點是做不到的，說是如果把人看成是生物的，就不能是陰陽五行的。
中醫與西醫真是如水火一般不能相容嗎?意象思維與邏輯思維真就不能統一嗎?這個問題難道觸及大腦極限了嗎?
女兒也認識到，她所面臨的形勢是嚴峻的。做為一個現代醫生，西醫臨床是必須拿得起來的。我說，你不能當一個病人需要你搶救時，你說你是中醫，無法給予緊急處置。你也不能因為離開醫院和醫院的裝置就無法對病人進行救治。更不能以這是兩種思維為藉口拒絕對一個病人進行中西醫結合治療。我說，中西醫結合百餘年的失敗之路，並不說明此路不通。中國文化能不能殺出一條生路來，我把希望寄託在中醫這裡了。
縱觀歷史，人類社會的發展總是輕裝上路的。東方文化不管有多好，如果在當代沒有實際用途，沒有一個技術依託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所以我看那些提倡儒學的，看那些主張恢復傳統文化的，都是白費力氣。別說提倡傳統文化白費力氣，就是用行政手段推行西方的民主、自由，不也一樣是白費力氣嗎?當今中國傳統文化因其實用性差，已被清理得差不多了，唯有中醫還因其實際療效而處於不死之地。歷史是個現實主義者，所以，空談東方文明不行，不如腳踏實地的搞好中醫。中醫不死，中國文化就不能嚥氣。中醫是中國文化依託的最後一個堡壘。
中醫的存在和發展在當今世界有著極大的合理性，可以說有良好契機。
中醫在中國之所以沒有滅絕，還在於中國始終沒有脫離貧困，我們用不起西醫。我一直奇怪毛澤東，他也算是五四青年，五四青年少有不要打倒中醫的。從他的各種傳記中我都沒有發現他接觸、瞭解中醫的史料，他從何而來對中醫的支援呢?他老人家要是反對中醫的話，中醫還能存活到今天?破舊立新的行動，把中國真是打掃成一塊乾乾淨淨的大地了。可偏偏留下了中醫這個舊東西。毛澤東在農村建立了覆蓋面廣、組織嚴密的醫療體系，這個體系本身就是中西醫結合的。因為想要建一個純西醫的醫療體系，在財力上是不可想象的，那時沒有說等有錢了再建這麼一說。那時每村都有醫務室，有一兩個“赤腳醫生”，他們走街串戶、田間地頭、瞭解調查人們健康情況。看著“赤腳醫生”頻繁地在人們的視野中出現，對人的心理是個很大的安慰。“赤腳醫生”診所裡有聽診器、注射器。可他們採草藥、用針刺療法。幾乎每種雜草都是草藥，每個地方的“赤腳醫生”在當地收集幾十種、乃至上百種草藥都非難事，加上少量種植，醫務室的草藥就可以應對一般的常見病了。中草藥、消毒水在醫務室內實現了藥味的中西醫結合。中西醫結合療法經濟、實用、方便，有效，對此毛主席不可能不加以利用和提倡。
如今，有人讚歎西方文明的寬容，說是西醫能接納中國的鍼灸。我對女兒說，鍼灸是毛主席打出中國的，針刺麻醉，鍼灸治聾啞是六十年代毛澤東招待外國來訪者的看家把戲。病人躺在手術檯上醫生給他開腸破肚，不用麻藥，只有幾根針紮在身上，由醫生輕輕地轉動。病人微笑地向外國人致意，外國人個個都看傻了眼。
如今，西醫院是令一般百姓，尤其是農民望而生畏的地方。高昂的醫療費用遠不是中國百姓能消費得起的。就是在西方最發達的國家，醫療費用也是國家難以承擔的沉重包袱。這是中醫療法在中國不可能被科學主義大棒打死的最主要原因。也是西方開始關注中醫的原因。
百姓是很實際的。他們對治病手段的選擇，當然是擇優的。好在中國有兩種醫療方式的選擇，百姓的這一選擇決定了中醫的存在方式和走向。一般說來，人們願意找西醫。誰都想看看自己身上的病是什麼樣，B超、CT能明確告訴你病在哪，讓你看到它，現在講知情權嘛。西方在這一點上可給患者一個交待。先到西醫院確個診，再找中醫已成了一部人的看病模式。我也是這樣看病，比如肚子疼，先去西醫院打個B超，如果是闌尾炎了要穿孔，你便是找中醫也不行，那就得開刀了。在西醫處沒找到器質性病變，西醫就沒有太好的辦法了。這時再去找中醫。中醫如今也對西醫產生依賴，如果你急性腹痛，他也首先考慮你是不是有器質性病變，也讓你拍片、化驗。這是對的，但就象你習慣以臉認人，對人形體等方面的感覺就遲純一樣，過分依賴西醫就容易又到西醫思維一邊。
中醫治病的全域性效果目前比不上西醫。但我之所以還支援中醫是因為我看到西醫治了很多病，但也造出了許多病，而一利一弊成了現代科學的一大特徵。雖然不能說得不償失，弊大於利，但這弊實在讓人即便是在利的巨大誘惑下也難以接受。這就象手術療法。如果能不手術能治好，任誰也不想享受高科技。最重要的是，西醫的迷信科學和西式的養生觀念給現代醫療造成巨大負擔。可以用簡單方法治的非用複雜方法治，可以不治自愈的，非得治而後愈，可以帶病存活的，非得依賴醫療而存活，本應自然死亡的，非大治一氣而後死。本可以靠良好的生活觀念少得病或不得病的，非用強大的醫療體系支援一種不自然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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