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70年代光導纖維內鏡問世，10年後電子內鏡的應用，從影像診斷髮展到內鏡下可直接觀察病灶的具體形態、大小、輪廓、色澤等實物像，還可以同時咬取組織進行病理學定性診斷；相繼放大內鏡及兼有內鏡與超聲檢查兩種效能為一體的超聲內鏡的應用，進一步擴大了內鏡的功能，使食管癌及賁門癌診斷有了重大進步；特別是20世紀90年代發展起來的色素內鏡技術，其中應用最多的是內鏡下食管粘膜碘染色和指示性活檢的綜合技術，可將僅有色澤變化或粘膜表面微細形態改變而肉眼徵象尚不明晰的癌前病變灶及早癌灶，經碘染色後清晰地顯示出來，這是內鏡早診技術的一次突破，是一次質的提升，使診斷又躍升到一個新水平，為食管癌前病變及早期癌能夠及早獲得診斷和治療奠定基礎。
內鏡對於賁門早期癌的診斷更有其獨到之處，由於賁門部解剖結構及功能的特點，導致賁門小彎側偏後壁（時鐘10～2點方位）是賁門癌的高發部位，此部位正是被短而粗的胃左動脈及其分支與後腹膜形成的胃錨（gastric anchor）緊緊地栓固在後腹壁上，賁門小彎側肌層較大彎側薄弱，粘膜層厚薄僅3mm，此處又是受到食團的機械衝擊力最大的部位。據王國清教授報道的420例及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的231例賁門早癌病例中，75％發生在賁門小彎側偏後壁處；再結合賁門早期癌內鏡下的糜爛、充血、出血、粗糙等徵象，採取針對性地對此部位進行內鏡細查、精查，是目前發現和診斷賁門早癌的重要舉措。而且是在一次內鏡檢查中，同時完成了食管癌和賁門癌兩大癌瘤的檢查，一舉兩得。
關於內鏡碘染色技術用於早診的原理，早在1964年河北醫科大學的李文鎮和高國棟通過對食管手術標本進行碘染色研究，發現食管粘膜鱗狀上皮細胞在癌變過程中糖原消耗量的變化與粘膜著色程度密切相關，癌變後糖原消耗殆盡，粘膜呈不著色，而正常粘膜著棕黑色，並指出碘染色技術有助於提高食管癌的早診率。但並未引起重視。直到20世紀70年代日本一些學者將碘染色用於食管癌早診，80年代王國清在中國食管癌高發現場對年齡40～65歲的3350人採用這項技術，共篩查出中、重度不典型增生和癌分別為8％～10％、3％～5％及4％～5％（早期癌佔2/3），並引起國內學者們的關注。 郭曉青對336例並無吞嚥症狀病人而內鏡檢查發現食管粘膜粗糙或有色澤改變的部位，進行常規碘染色及病理檢查，共檢出中度不典型增生以上者104例，佔28.5％，中及重度不典型增生61例，原位癌20例，粘膜癌23例，說明了食管粘膜碘染色技術的實用價值及拓展應用前景。然而，內鏡檢查費用高，又有一定痛苦，尚缺乏統一設計及大樣本和多中心的臨床對照研究，有待進一步規範化，發揮更大效益。
值得提出的是早在內鏡問世之前，20世紀50年代沈瓊研發的食管拉網細胞學檢查，1961～1990年間在高發現場進行278 208人的檢查，共篩查出食管癌及賁門癌3 693例，癌檢出率為1.33％，其中早期癌1 999例，佔40.59％，邵令方對其中204例早癌施手術治療，術後5年及10年生存率分別高達 92.6％及71.6％的超常療效，並對手術標本進行了系統病理學研究，揭示了早癌相關的一些重要的生物學特性。今天回顧食管拉網細胞學檢查方法，雖然存在假陽性率高等一些不足，影響了繼續推廣應用。但卻早在五十多年前開創了人類能夠發現早期食管癌和賁門癌的有效方法，提供了認識和研究早癌的技術平臺，大大促進了我國食管癌及賁門癌的防治程序，具有重要價值，所做出的歷史貢獻是肯定的。
20世紀80年代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採用的吞嚥中空金屬球收集微量胃液進行潛血、pH、IgA、IgG的檢測法及90年代秦德興與王國清採用吞嚥隱血珠檢測胃液潛血法，曾在高發現場作為人群的初篩手段。方法簡便、安全、受檢者依從性好，收到一定效果。但這兩種方法均因假陽性率過高，1/10 000血液稀釋度仍呈陽性反應等弊端而停用。但其採用微量體液的檢測方法作為人群初篩手段的原創思路，值得重視。有必要進一步探究並開發一種能夠有效濃縮初篩人群，減少內鏡終篩人數的簡易初篩方法，是當前人群篩查中亟待解決的重要課題。
20世紀80年代末，食管癌和胃癌的研究進入了分子水平，認為癌變是由於細胞內癌基因和抑癌基因改變的積累，並經過參與細胞週期調控、訊號轉導、細胞分化及凋亡等事件，干擾了細胞的正常分化和增殖而引發了癌的發生和發展。陸士新通過20餘年研究認為：食管癌的發生和發展與C-myc、EGFr、int-2、Cyclin D等癌基因的啟用和抑癌基因Rb、p53、MCC、APC、MTSI的缺失與突變有關。據報道相關的基因和分子標誌物現已多達數十種。但是，由於基因之間呈叢集調控規律和複雜的作用網路，至今尚未找到敏感性高、特異性強，能夠用作分子預警和分子診斷的標誌物，有待進一步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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