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病學向來遭受著外界反診斷及反治療方面的攻擊。然而，最近有一位醫生，Peter Gøtzsche教授，也加入了一個新團體，名曰“循證精神病學委員會”，隨之而來的還有一些聳人聽聞的論調，如“研究顯示：抗抑鬱劑弊大於利”或“精神科藥物毒害大於治癒”。這些內容堂而皇之地登上了泰晤士報和衛報的頭條，引發了又一波非理性爭論。尤其令人擔憂的是，這位醫生同時還是北歐Cochrane協作組織的共同創始人之一，該機構旨在為臨床工作者提供最優質的循證學依據。抗抑鬱藥療效及副作用的真相究竟是什麼?這位Gøtzsche教授為何把自己的老本行放到一邊，轉而為這樣的爭議搖旗吶喊呢?
抑鬱是一種嚴重的複發性疾病。該病是目前歐洲主要的致殘原因，2030年預計將成為高收入國家的首要死因。抗抑鬱藥治療抑鬱急性病例效果顯著，需治數(NNT)約為6。例如，Cochrane review最近更新了一項針對阿米替林的研究，該綜述共納入了18項研究及1987名受試者。結果顯示，在達到急性期緩解方面，阿米替林遠較安慰劑有效(比值比[OR]2.67, 95％ CI 2.21C3.23);因治療無效而退出研究的人數方面，阿米替林同樣顯著少於安慰劑組。上述結果哪裡顯示抗抑鬱藥“弊大於利”了?因副作用退出研究的人數更少，無論研究由藥廠還是獨立基金會所贊助，結果模式都是一樣的。事實上，從總體來看，精神科藥物的治療效應量與治療軀體疾病的藥物別無二致。另外，抗抑鬱藥還可以有效地預防復發，NNT只有3，這也使得該類藥物成為所有藥物中療效最突出者之一。
每年有大約6000名英國人死於自殺。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存在抑鬱狀況，超過70％的人在自殺時未服用抗抑鬱藥。遊說團隊對抗抑鬱藥一邊倒的譴責可能導致這一群體的規模進一步擴大，而那些抗抑鬱藥使用得當的國家自殺率均有顯著下降。
不可否認，是藥三分毒，但即使是在服用過量的情況下，嚴重或致命的副作用在使用新型抗抑鬱藥的過程中仍極少見到。事實上，新型抗抑鬱藥，尤其是SSRIs，是有史以來我們所製造出的最安全的藥物種類之一。結合我們的經驗來看，絕大部分患者選擇繼續服藥是因為這些藥物確實改善了他們的心境，使他們感覺更好，而不是因為處理不了停藥之後的戒斷症狀。抗抑鬱藥成分所導致的極端副作用案例一方面極其少見，另一方面可能詭異到根本無法解釋。將這些極端不尋常或嚴重的狀況歸咎於雙盲臨床試驗中基本無害的藥物，無異於將民間軼事摻入正史。有時，為了訴訟的需要，真相可能也會被扭曲。
反精神病團體經常宣稱，抑鬱患者應通過鍛鍊及心理治療而非藥物來治療疾病。然而，支援將心理治療作為重性抑鬱患者抗抑鬱藥治療替代品的對照研究證據很少。其實，如果以測試藥物的標準測試心理治療，後者能不能被批准用於治療抑鬱都不好說。有些人認為，與藥物治療不同，心理治療沒有什麼副作用。這一觀點具有很強的誤導性。自殺意向甚至成功自殺都是心理治療的副作用，治療師與患者之間性方面的麻煩也引起了關注。另外，最近的Cochrane綜述得到結論，相比於對照，鍛鍊療法“在減少抑鬱症狀方面有中等程度的療效;然而，如果只分析那些方法學站得住腳的研究，療效就差了一些。”而且，患者對於鍛鍊療法的接受程度並不高於心理治療及藥物治療。
究竟是什麼使得致力於循證醫學的醫生製造了一系列關於抗抑鬱藥的錯誤論調?我們只能去猜。首先，全科醫師(GPs)每天會遇到很多有輕度軀體或精神問題的患者。我們在與GP同事的溝通中得知，GPs心裡其實不太願意去治這一類病人。因此，認為治療並不太重要可能會使醫生自己感覺舒服一些。其次，當今社會思維天馬行空而又堅信二元論，用藥物治療某種物質(思維)缺乏的觀點可能一上來就顯得行不通，非理性，也不是我們所想要的。第三，近些年來有種陰謀論塵囂日上，即藥廠和精神科醫生沆瀣一氣，致力於創造新的疾病，同時製造一堆不比安慰劑好的藥物。反精神病運動本已老掉牙，如今正好藉著這股“春風”煥發生機。這種信念的反資本意味也與反精神病及其極端或非正統的政治觀點之間的相關性產生了共振。
不管原因如何，Gøtzsche教授所提出的這些極端觀點是對精神病學這一學科的侮辱，同時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並強化了精神障礙及其患者的汙名。醫療從業者應具有自主的判斷力，並對這種未經慎重考慮的負能量觀點發起強力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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