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什麼是社會精神病學?
人們可能已經記不清美國國立精神衛生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s of Mental Health，NIMH)開始普及精神疾病預防的前二十年提出的一個概念——社會精神病學。該學說問世後受到多方影響，到了20世紀70年代，“社會精神病學”的定義已經十分混沌，但是在20世紀中期，該概念十分清晰，即“社會精神病學是預防精神病學最為關鍵的環節，著力於解決由社會或環境因素引起的可控性精神疾病”，這也是為什麼肯尼迪提出“惡劣的環境因素”關聯精神疾病的原因。這些因素包括性亂交、不良居住環境、暴力、及物質濫用等。
二、預防對於精神疾病治療的重要意義
鑑於精神疾病影響人數增多、治療療程長、醫療耗費大等問題，美國肯尼迪總統於1963年2月5日呼籲採用“嶄新的方法”向精神疾病“宣戰”，“找到精神缺陷的癥結，全力消除病患”，此時“預防勝於治療”。實際上，肯尼迪團隊的目的是消除“惡劣的環境因素”。
肯尼迪的這種想法在今天多數人看來有些奇怪，因為當提到精神疾病時，人們更多的是想到治療，研究者更關注疾病的起源，而預防似乎不是那麼重要。事實上，預防已成為精神衛生保健的核心，精神疾病也被認為是可預防的。
現代學者越來越重視環境因素對精神健康的影響，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的機構開始關注人群心理健康、兒童行為指南及有病史患者的規範治療，這些舉措將精神疾病的預防置於精神病學實踐和公共精神衛生政策的最前端。
在美國，精神疾病預防策略得到重視可追溯到二戰勝利後的那段時期。當時的研究者發現他們低估了戰後罹患精神疾病的患者數量，而繁瑣、昂貴、耗時的精神疾病治療使臨床醫生擔憂“他們根本無法為患者提供及時的救治”。因此，學界開始將目光轉向預防，NIMH為牽頭機構。
到了20世紀60年代末期，“社會精神病學”跨學科特徵越來越明顯，隨之而來的是不斷增多的“社會精神病學”研究。無論這些研究結果是否有效，這種趨勢推動了精神疾病預防治療的程序，一度使“社會精神病學”步入其巔峰。而在這之後，“社會精神病學”由於種種原因迅速走向衰落，其“預防為主”的原則也沒有得到落實。美國政府也背離了初衷，反而投入更多的資源用於精神疾病治療。
“社會精神病學”可能誇大了社會環境因素與精神疾病的關係，但該學說強調了預防對於精神疾病治療的重要意義，值得我們反思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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