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從成了這個星球的主宰者，人類就一直自詡為萬物之靈。於是，古往今來，人類成員中的一些先知、聖賢們都以為自己可以洞察世界，無所不能，也為自己獨有的抽象思維能力自豪，以為自己認識了這個世界的規律、掌握了這個世界的真理，永遠不會犯錯。受這些先知們的影響，我們普羅大眾也或多或少有了這樣的信念。
但實際上，人類的整個進化史和文明史卻表明，人類成員普遍存在著固有的這樣或那樣的認知缺陷，進而形成各種各樣的偏見。正是受了這樣的認知缺陷及相應偏見的影響，人們不斷地犯著相同或相似的錯誤。作為一個精神科醫生，我也意識到這樣的認知缺陷同樣是一些精神異常的根源。
根據常識，人們形成認知缺陷和相應偏見絕對是個大概率事件。為什麼？因為引導我們掌握認知模式和能力的人以及環境條件本身就是有缺陷的。換句話說，教會我們認識世界和思考的“教練”就有缺陷，同時進入我們意識領域的環境中也有大量可能誤導我們認知的資訊。
首先說“教練”。我們每個人來到這個世界學習、掌握認知模式的第一任“教練”或曰“導師”是自己的父母。因此，我們的基本認知模式是從自己父母那裡耳濡目染學來的，也可以說是父母言傳身教帶出來的，也必然打上相應的烙印。
例如，思維邏輯混亂的父母，可能會教出同樣“拎不清”的子女；思維程式刻板固定、缺乏變通能力一、不會簡化程式的父母，可能會教出只“認死理”的子女；有缺陷取向（deficit orientation）認知模式的父母，也教不出能關注事物正面和積極因素並樂觀向上的子女；安全感不良，習慣於高估風險、追求過度安全的父母，也教不出勇敢堅強、勇於探索未知事物或敢於冒險的子女。
有上述認知模式缺陷的父母，註定會將其缺陷傳遞給子女。例如，在認知方面有缺陷取向的父母，對事物、對他人、對家人、對子女甚至對配偶都會有更多的負性評價和議論。他們的認知模式會更容易導致人際關係不良，自己的情緒也易於受到對事物負性認識和不良人際關係的影響而不快樂。若他們同時還有安全感不良、高估風險、過分規避風險的傾向，則更不太可能有積極探索和冒險行為，也就難以體驗到“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成功的樂趣。
因此，這樣家庭往往少有歡樂氣氛和積極言行，在此種環境裡成長起來的孩子，除了學習和模仿了父母不良的認知模式之外，還會受到不良家庭氣氛的影響，不太可能有良好的人際關係和高質量的友誼，更容易受到挫折並因此發生抑鬱、焦慮等精神障礙。在我們的臨床工作中，確實見過難以計數的類似原生家庭和他們患了精神疾病的子女。
另外，認知發展水平較低且未學會運用正確的邏輯進行思維的父母，其子女也難有較高的認知發展水平和良好的邏輯思維能力。如，有僅憑自己主觀喜好或個人意願來做判斷、下結論這種所謂“想當然病”的父母，一定會教會自己子女運用同樣的思維模式和推理策略，使他們也患上“想當然病”。而且，有這樣思維模式的人，一旦發生抑鬱，就極易出現某些妄想、幻覺等精神病性症狀。這在臨床病例中也是屢見不鮮的現象。
再看環境。在沒有接受過正確的邏輯思維訓練或影響的社會環境中，多數人缺乏自發完善邏輯思維的意願和能力，或者說，他們的認知發展停留在遠低於“元認知”的較為幼稚的水平，自然也就更容易憑直覺和習慣來思考。這在缺乏科學底蘊滋養的中國傳統文化的語境下（即不鼓勵質疑“為什麼”），尤其如此。
例如，對自然環境或現象的認知往往就是如此。人們會根據太陽的東昇西落而相信太陽是圍繞我們轉動的；人們也會根據自己極目遠眺看到平直的地平線而相信我們腳下的大地是平坦的。
同樣，對於人類社會環境或現象的認知也相對習慣於以直覺解釋問題。例如，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沒有三分利誰肯五更起”、“人為財死鳥為食亡”是絕大多數人都信奉的道理；“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無”也是絕大多數人在處理人際關係的準則；“人前哪個不說人，人後哪個不被人說”也被許多人信作金科玉律。儘管這些理念在中國有相對廣泛的代表性和普遍性，但例外情況也並不罕見。而在歐美宗教文化背景下，捨己為人、尊重他人隱私也是受褒獎且得到廣泛踐行的社會道德準則，顯然與我們大多數人的信念相左。
儘管上述環境條件影響的思維結果隨著一個人成長、接受現代教育等有相當大的改變，但由此形成的思維定式卻深刻地影響其一生。尤其是那些受父母過度保護、過度控制且未完成良好的社會化、安全感不良的人，會受到父母有缺陷認知模式的影響，社會交往範圍狹窄、認知水平低下，全面繼承了甚至“創造性”地發展了父母有缺陷的認知模式，終生都可能受制於這些缺陷認知模式而活在充滿謬誤觀念的“自己的”世界裡。這些人在成長過程中，甚至終其一生都可能有嚴重的適應不良，並極易因此發生精神疾病。
以上就是我對人類有先天的或者難以避免的認知缺陷，並容易在此基礎上形成偏見的認識和理解。當然，我的認識和理解也有基於我精神科醫生身份的偏見成分，因為我更多地是從精神病人及其親屬看到的這些缺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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