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室: 骨科 主任醫師 田文平

    【轉載】

     我說過,過度醫療是一種“無知”,誰“無知”呢?醫生?患者?政府?還是誰?如何才能做到有知呢?我認為:一是學習,知道多些;二是批判,剷除病因;三是發展,有益民康。

     中國社會科學院勞動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王延中在訪談中指出,公立醫院應該以公益性為根本,但事實上大部分公立醫院因為財政投入不足,收入的90%是來源於自己的業務收入,包括檢查、手術、原材料的消耗加價和藥品的加價,既加重了醫務人員的負擔,還消耗了更多的藥品。――言下之意大家是非常清的。因和果相互糾纏著,相互依賴。如此大和複雜的“粘連”,手術難度很大,弄不好會“死人”的!包頭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骨科田文平

     當我們在討論公立醫院公益性的時候,不可避免要談到過度醫療的問題。過度醫療包含這,過度檢查,過度用藥和過度治療。這些“過度”對國民的精神與身體造成危害是深遠的,是不應該而且是要制止的!如何避免過度檢查治療?過度檢查每個國家都有,只是或多或寡,或輕或重,原因無非就是:一為錢,二無知。為錢大家非常清楚,就是利益最大化。“無知”卻是含義“深重”,絕對的無知與技術有關,與患者的無理的要求有關;相對的無知就是與專業以外的觀念與政策有關,或是把醫院當作是企業,傻乎乎地推行“薄利多銷”,或是對醫護人員價值的褻瀆,醫生成為了醜惡的醫療制度替罪羊,或是過度的舉證倒置,或是在市場上尋求自我發展。如此繁多的制度缺陷,久而久之,“過度”成為了醫生尋求的保護傘。要解決醫生的“過度”行為,要依靠所謂的醫德教育顯然是“無知”的表現,尤其在我們當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下沒有對人們提出這樣要求,也無法要求,畢竟醫生是生活在“人人為我”環境下,否則難以生存。因此。我認為,一是支付制度。支付制度的改革應該基於詢證醫學和臨床路徑基礎上的單病種付費和按疾病相關組診斷基礎上的支付制度;二是專業自治,誰能說得清楚疾病的發生、發展與歸結呢?醫學的進步,各種新技術的產生,誰能說得清楚其治療的效果呢?只有專家!我們不要一開始就認為專家是“利己”的,要相信大多數專家的是憑良心行醫的,只有制度敗壞,才有良心玷汙。新技術有沒有被濫用了,誰來說話呢?一定是專家判斷,是有良心和有專業知識的專家說話!

     如果我們的支付制度僅僅是領導說了算,醫保部門說了算,那人民的健康權益誰來保證呢?科學的嚴謹性誰來保證呢?醫生的責任誰來保證呢?所以,一項有益於人民健康的國家醫療政策的基本點應該是:公平的,量力的,科學的。

     遇到急症能不能到醫院先治療後交費?大凡多數國家,急症的救治均為政府的責任,不存在“能不能”的問題,而是必須的!但是,在中國提出這個問題,匪人所思!為什麼要把這個問題交由醫院來回答呢?醫院本來就應該是“有醫無類”,救死扶傷乃醫生之天職,不容質疑!目前大多數醫院都是如此“忍氣吞聲”地行駛著自己的“天職”。我想用我最近的一篇微博來告訴大家的一個事實:先救人後付費,誰付費?摩托肇事撞倒了人,送醫院搶救無效死了,花費若干元。肇事者從保險獲得11萬賠付受害者,而受害者和肇事者均不願交付醫院的搶救費。律師說沒辦法。醫院起訴患者家屬?家屬說本不該發生的事為啥我要付?起訴肇事者?肇事者說我買了全責險。問保險,我們已經支付了。醫院虧了去了?值得深思。

     這又說明,醫院僅僅是一個提供的醫療技術服務的平臺,公益性是由政府的“錢”來體現的,政府的錢就是納稅人的錢,納稅人的錢就具有公共性和合理性,用在醫院就是公益性。沒有金錢支援的醫療服務,公益性何來?

    以上的分析僅僅是從政府的政策與醫療行為之間因果展開,而且僅僅是“點題”。其實“醫療過度”的一方還有患方。明知不可為而強行叫醫生為之,曰之:我憑什麼相信你?又比如:不給紅包病人死了說你不盡力;給了紅包治不好說你紅包受賄。當然這種現象也許是少數,而少數的影響力是極大!又比如,不可理喻的“縫肛門”和“八毛門”,此類的患者不多,此類的記者也不多,但是所造成惡劣形象是巨大的!至今“陰雲”未散。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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