肝癌是最常見的癌症之一，我國肝癌發病率和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佔全球每年新發病例和死亡人數的55%，其中80%以上的肝癌是肝細胞癌(HCC)型。p53被譽為“分子警察”，其主要生物學功能是維持細胞基因組的穩定，負調節細胞的生長，誘導細胞凋亡。研究發現，人類惡性腫瘤中至少有50%發生了p53基因改變。隨著人們對肝癌的發病機制深入瞭解，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p53與肝癌發生的過程有著密切的聯絡。本文就p53在肝癌中的表達和檢測方法，以及p53與肝癌臨床特徵關係和基因治療的進展做綜述。烏海市人民醫院介入血管外科潘小平
1 p53在肝癌中的表達
在正常人群和良性疾病中, 極少檢測到P53抗體，而絕大多數惡性腫瘤患者均檢測到了血清P53抗體，陽性率大約在7%-63%。肝癌中超過50%存在p53基因突變，在36%的進展期肝癌中發現p53基因的突變和缺失，因而該基因被認為與肝癌有相關性。龔玲等檢測40例乙肝相關性肝細胞肝癌組織及其相應的癌旁組織中p53的表達。結果P53蛋白在肝癌組織中陽性表達率明顯高於癌旁肝組織(P=0.047)。任勇等檢測49例HCC組織、21例癌旁組織、10例正常肝組織P53蛋白的表達情況，結果HCC組織中P53蛋白陽性表達53.1%。癌旁組織中P53蛋白陽性表達為9.5%。二者差異有顯著性(P<0.01)。10例正常肝組織無P53蛋白表達。喻巨集等收集62例原發性肝癌組織及相應癌旁組織，檢測p53的表達並進行觀察。結果p53在癌組織中表達明顯高於癌旁組織，與腫瘤分化程度呈正相關(P<0.05)；p53表達與性別、年齡、腫瘤大小無差異。張志培等收集42例HCC石蠟組織，檢測HCC組織中突變p53的表達，分析結果為突變p53的陽性表達主要定位於細胞核中，HCC組織中突變p53陽性率為47. 62%。
不同研究的HCC組織中P53抗體陽性率差異較大, 官泳鬆等認為可能與研究納入患者的種族、腫瘤分期有關，也可能與p53基因突變的部位、型別有關。但HCC組織中P53蛋白過表達是肯定的，p53可作為反應HCC生物學行為的重要指標。
2 p53在肝癌中的檢測方法
通常對腫瘤組織中的p53基因測序或用免疫組織化學顯示腫瘤細胞中突變的P53蛋白是檢測腫瘤有無p53基因突變的金標準。
野生型p53抑癌基因產物P53蛋白的半衰期短(1~2h)，在正常細胞內保持低水平，因而難以檢測；而突變的p53基因表達的P53蛋白產物由於具有較長的半衰期(2~12h)，可以用免疫組織化學檢測，這是臨床上運用最廣泛的在蛋白水平上檢測p53基因突變。陳可和等用寡核苷酸晶片技術檢測我國肝細胞癌p53 基因7個常見突變位點的突變頻率及形式, 以DNA 測序法驗證結果。共檢測肝細胞癌石蠟包埋標本54例，p53基因突變率為38.9%(21/54)。p53突變主要發生在249編碼區；以DNA測序法對結果進行驗證，兩種技術檢測結果重合率100%。
與免疫組織化學檢測相比，FASAY對p53突變檢測有更高的敏感性。
FASAY技術是一種在RNA水平上對p53基因突變進行檢測的等位基因功能分析技術。吳小末等利用該技術結合DNA測序對28例臨床原發性肝細胞癌手術樣本中的p53基因結構突變與P53蛋白的功能進行了檢測。發現FASAY檢測的陽性結果為15例，p53基因突變率為53.6%。cDNA測序這15例陽性樣本均發生了p53基因突變，而13例FASAY陰性樣本中未檢測到基因突變。研究結果表明，FASAY是一種靈敏的檢測HCC中的p53基因結構與功能突變的技術。
許多研究發現P53抗體出現與P53蛋白積聚以及p53基因突變有明顯相關性, 因而也可以相對簡單地檢測血清中P53抗體狀態推測有無p53基因突變。筆者同意FASAY技術可以用於大規模地篩選HCC中p53的突變和研究它們的轉錄活性，最終有助於HCC腫瘤患者的診斷、預後和治療。血清P53抗體檢測方便、準確、特異性高，可應用於臨床作為輔助診斷。
3 p53與肝癌臨床特徵的關係
官泳鬆等用ELISA法定量分析了68例肝癌患者血清P53抗體與性別、年齡、飲酒史、HbsAg、KPS評分、病理診斷、腫瘤分化程度、肝硬化、腫瘤生長方式、腫瘤分期、血管侵犯、有無肝外轉移、Child分級、血清白蛋白、AFP、血清鐵蛋白等的相關性。認為血清P53抗體陽性與腫瘤分化程度低(P = 0.020)、肝外轉移(P =0.002)、腫瘤分期晚(P = 0.027)、血管侵犯等代表腫瘤不良生物學特徵的指標有關。與前人研究相似。
3.1 p53與腫瘤分化程度及腫瘤分期的關係 官泳鬆等認為病理分化程度為低分化者，P53抗體陽性率66.7%，明顯高於高分化(25.0%)和中分化(15.4%)者。腫瘤分期晚者，P53抗體陽性率高於分期早者。這些結果提示血清P53抗體陽性患者，其腫瘤分化程度低，分期晚，惡性度高。基礎研究也發現p53基因突變率在分化較差的肝癌中更高，在腫瘤晚期比在早期更多地出現p53基因突變。龔玲等認為低分化肝癌組織中p53陽性表達率明顯高於高中分化者(P=0.017)。Cox比例風險模型多因素分析發現臨床分期(P=0.028)為獨立的預後因子。
3.2 p53與腫瘤血管的關係 Volpert等的實驗證實p53突變使血管內皮生長因子(VEGF)的表達量升高，使血管生成抑制因子(TSP)顯著下降，說明p53突變在腫瘤血管生成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任勇的研究也表明了p53基因突變是導致VEGF高表達的原因之一。可見HCC腫瘤血管的生成與其轉移密切相關，並受VEGF表達的影響，p53可通過調控VEGF的表達影響HCC的血管形成。Saffroy和官泳鬆都認為血清P53抗體陽性者, 腫瘤更容易侵犯血管(P = 0.010)。但是，突變的P53蛋白與腫瘤由原位生長到侵入血管再到遠處轉移這一系列過程中的作用機制尚未明確，有待在分子生物學水平深入研究。P53抗體陽性和陰性患者間腫瘤長徑沒有明顯差異(秩和檢驗P>0.05)。
3.3 p53與AFP的關係 Saffroy在分析了130例歐洲的肝癌患者後, 發現P53抗體與AFP無相關性。官泳鬆等[11]研究進一步發現，在AFP小於診斷標準400μg/L的41例患者中，有10例P53抗體陽性。分子生物學研究也發現，p53基因的突變可能出現在肝細胞癌變過程的早期, 並隨腫瘤發展, 逐漸升高。因此，我們可以利用P53抗體的高特異性，在肝癌診斷上可以與AFP互補，有助於AFP<400μg/L患者的診斷；同時對於AFP>400μg/L的患者，P53抗體陽性可以提高肝癌診斷的把握度。
此外，Shiota等分析86例HCC，發現P53抗體陽性與血膽紅素和腫瘤數目有關，與瘤體大小無關。
4 p53與肝癌的基因治療
基因療法為肝癌治療開闢了嶄新的途徑，而p53基因又是與人類腫瘤相關性最高的抑癌基因。近幾年,人們將正常的野生型p53基因替代腫瘤細胞中突變p53基因，顯示了較好的應用潛力。尋找高效、導向性的載體系統目前是腫瘤基因治療臨床應用的關鍵。
4.1 病毒類載體 包括腺病毒及逆轉錄病毒。目前腺病毒載體更常用作p53轉移的載體,腺病毒介導的p53基因治療已廣泛開展。Reiser等通過實驗證實腺病毒介導的基因轉移可有效地將p53基因匯入腫瘤細胞中。Terence等以受體介導基因轉移系統介導野生型p53轉染含突變p53的肝癌細胞株，發現能明顯抑制其生長。郭英等通過表達wtp53重組腺病毒載體,將p53基因匯入肝癌細胞株-PLC/PRE/5細胞,通過誘導其凋亡和細胞週期阻滯可抑制該細胞的生長。在施明等的研究中觀察到了腺病毒對肝癌細胞BEL402、HLE及HuH7均有很高的轉染率，表明腺病毒能有效地將目的基因匯入肝癌細胞中並高效表達。
4.2 脂質體載體 朱光宇等研究表明運用脂質體作為載體較單純匯入基因具有更高的轉染效率，同時在一定範圍內，基因的量與轉染效率成正比。同時宿主體不會出現外源性病毒基因所致的特異性免疫反應，表達時間較腺病毒載體長、分裂期及非分裂期細胞均可被轉染等特點。盧勤等研究還進一步證實了轉鐵蛋白能增強脂質體-基因轉染。
4.3 PTD融合蛋白系統 PTD融合蛋白系統被認為是一種很有前途的運載工具。丁忠陽等成功構建了含p53基因的原核表達載體pTATHA/p53，在大腸桿菌BL21(DE3)LysS內誘導表達並進行了純化。通過純化的p53蛋白經腹腔免疫BALB/c小鼠,製備高效價的抗血清。該實驗為應用PTD-p53蛋白治療肝癌的實驗研究奠定了理論基礎。
此外，穆紅等p53-cDNA的真核表達質粒p53-pcDNA3對人源性肝癌細胞系HepG2進行轉染，採用RNA原位雜交的方法證明了外源p53-cDNA在HepG2-p53細胞中的轉染和轉錄，成功匯入的p53-cDNA可誘導HepG2細胞發生凋亡，有良好的腫瘤基因治療的應用前景。
腫瘤發生的一個重要機制就是抑癌基因失活和(或)癌基因活化。將正常的抑癌基因p53匯入腫瘤細胞代替和補償缺陷的基因，能從根本上抑制腫瘤的生長。抑癌基因p53其必將在肝癌的診治中發揮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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