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國家，肺癌的發病率和死亡率雖然仍位居第一位，但整體發患者數明顯下降，而我國恰恰相反，不但沒有下降，而且繼續上升。根據衛計委癌症登記中心資料，我國肺癌發生率約為57/10萬，死亡率約為48/萬，即每年新增肺癌患者60多萬，超過50萬人死於肺癌，形勢非常嚴峻。考慮到我國吸菸人群佔世界1/3(總人口占1/5)，社會經濟快速發展導致的環境汙染特別是大氣汙染嚴重以及老齡化問題，未來10至20年，這個數字還將增加。
肺癌的新分期修訂方案
此次改版內容更多的是與腫瘤大小相關，重新定義了某些T的指標，確認了目前N的定義標準和一些關於轉移結節數量，並將轉移組分為了3組，增加了分期，可以更好地估計患者的預後。T分期調整主要涉及腫瘤大小、累及主支氣管、肺不張/肺炎、累及橫膜以及縱隔胸膜。其中，腫瘤大小是T分期最突出影響因素。但本次分期的資料並非專門作為研究TNM分期而設計，缺乏詳細資訊，且沒有註冊肺腺癌患者的EGFR突變狀態資訊，而分子分型對目前的肺癌診療非常重要。
肺癌的早期診斷：肺磨玻璃結節的CT表現與臨床策略
GGO臨床病理診斷研究的報告顯示，GGN(磨玻璃結節：以磨玻璃影(GGO)為特點的結節)的CT表現與組織病理診斷有良好的相關性，GGN>5mm是惡性病變的獨立影響因素。研究發現，GGN較實性結節生長緩慢，但惡性概率更高;一般為非轉移性病灶，但需要長期隨訪(主要依靠HRCT)，至少3～5年，一旦直徑增加或出現新的實性病灶，即應積極手術切除。
早期肺癌的治療選擇：外科手術還是SABR?
在早期肺癌治療中，對於外科手術和SABR的選擇一直存在爭論。一項臨床小樣本的隨機對照研究。該研究選擇臨床分期為cT1-2a(<4cm)N0M0，組織學或影像學/PET診斷為NSCLC的患者，隨機分組，對其3年OS，RFS和主要嚴重毒副作用進行研究。結果顯示：無論是OS還是RFS，SABR都優於外科手術，分別為95％VS79％和86％VS80％，說明SABR是可手術Ⅰ期NSCLC的一種治療選擇。但本研究存在一些如樣本量較小及隨訪時間短的問題，更準確的結論需要進行更多的隨機對照研究進行比較。而且SABR治療早期肺癌還有許多顧慮，如臨床早期肺癌即便是cT1N0M0也有相當比例的患者存在肺門甚至縱隔淋巴結轉移，SABR僅照射腫瘤區域性，使部分存在淋巴結轉移到患者失去治癒的機會。因此，目前對於早期可手術的NSCLC患者，目前達成的共識為：外科切除仍是第一選擇。
晚期NSCLC：精準治療面臨挑戰
雖然NSCLC的早期診斷比例不斷增加，晚期NSCLC仍是肺癌治療中的重點。立體定向放療提高了腫瘤的區域性控制率，外科手術的進步使得Ⅲa/b期NSCLC患者5年存活率達30.1％，已接近於同步放化療的效果，然而藥物治療仍是大部分NSCLC患者主要選擇。目前晚期肺癌的治療策略主要分為針對腫瘤細胞和腫瘤微環境兩方面，前者包括個體化的化療和分子靶向治療，後者包括抗血管生成治療和免疫治療。研究發現，基於ERCC1和RRM1表達的個體化化療選擇並不可靠;而基於驅動基因的分子靶向治療雖然療效顯著，但獲益人群較少，且靶向耐藥不可避免。根據新生血管生成或者血管正常化理論，抗血管治療應當對大部分NSCLC有效，但臨床試驗結果卻顯示，抗血管與化療聯合治療只有不到70％的患者獲益。針對免疫checkpoint的臨床試驗(Checkmate017)在肺鱗癌中顯示出明顯優於化療的有效率，但仍偏低，只有20％左右，而且預測療效的分子標誌物PD-L1作用並沒有定論。隨著NGS技術的普及，我們獲得的肺癌相關資料急劇增加，但針對這些資料的解讀面臨著很多的挑戰，而將這些資訊用於指導臨床實踐則有很漫長的路要走。
肺鱗癌的靶向治療：nivolumab帶來了驚喜
肺鱗癌是靶向治療的難點。目前針對驅動相關基因的靶向治療臨床試驗在肺鱗癌中大多效果不明顯，通過對肺鱗癌基因表達突變圖譜分析發現，鱗癌的基因改變譜非常複雜，常常存在多個基因(如SOX2，PIK3CA，TP53等)的拷貝增加或突變，使得單一的靶向治療無效。過去認為，鱗癌不適合應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劑，但新的資料顯示鱗癌患者應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劑並無風險增加，而且緩解率提高，PFS延長，OS也有改善趨勢，說明並不是所有鱗癌患者都不能應用抗血管生成抑制劑。大型IV期臨床試驗的資料顯示，重組人血管內皮抑素聯合化療，PFS、TTP和OS，腺癌和鱗癌沒有明顯差距。針對免疫檢查點PD-1的單克隆抗體nivolumab在肺鱗癌中顯示了優於多西他賽的療效，OS顯著改善，周彩存教授認為肺鱗癌的靶向治療需要有更多的治療靶點，而抗免疫檢查點藥物nivolumab提供了新的希望。
抗血管靶向治療的問題與思考
對於目前肺癌的血管靶向治療，韓寶惠教授認為，兩個大樣本的術後輔助治療+抗血管靶向治療的研究(E1505和CN115)均顯示輔助化療聯合抗血管靶向治療並未顯著延長總生存期與無病生存期。術後化療+抗血管靶向並不能預防復發及轉移，但可能對部分患者有效。促血管生長因子是腫瘤生長的關鍵因素但遠非驅動基因，血管靶向TKI(多靶點)治療一線大多失敗。循證醫學證據顯示血管靶向單藥為主治療NSCLC無法達到與驅動基因抑制劑相同的療效。因此，抗血管靶向治療的作用不是“雪中送炭”而是“錦上添花”。通過對272例晚期NSCLC一線化療聯合重組人血管內皮抑素長週期(維持治療)療效資料分析顯示：剔除4週期前因進展而未繼續使用重組人血管內皮抑素聯合化療的病例，<4週期VS>4週期OS比較(n=200)，前者中位OS為14個月，後者中位OS為22.5個月。說明血管靶向治療不但要組合還有維持!對於聯合治療中化療方案的選擇，TC，PC等區別不大。因此，對於肺癌血管靶向治療，篩選獲益人群精準治療是關鍵!
小細胞肺癌：免疫治療初現曙光
SCLC佔肺癌的15～20％，病程短，預後差，易產生多藥耐藥，而且針對小細胞肺癌的研究相對不足，自90年代確立放化療結合的綜合治療模式後，SCLC治療進展緩慢。多年來，針對小細胞肺癌的靶向治療臨床試驗大多以告終，其中包括貝伐珠單抗，索拉非尼等抗血管和多靶點藥物。究其原因，小細胞肺癌的高異質性和其訊號傳導通路的複雜性是重要因素。雖然如此，靶向藥物Roniciclib(細胞週期阻滯劑)以及Veliparib(PARP抑制劑)聯合化療治療SCLC的臨床試驗還在進行，小細胞肺癌的靶向治療之路仍將繼續探索。
繼2013年CA184-041臨床試驗Ipilimumab聯合紫杉醇/卡鉑顯示小細胞肺癌在免疫治療中獲益後，KEYNOTE-028臨床研究發現，Pembrolizumab(抗PD-1高親和度抗體)在可評價的20例PD-L1陽性的患者中具有很好的抗腫瘤活性，客觀有效率為35％，疾病控制率為33.3％，而且有效患者緩解持久。另一項免疫治療臨床研究(CheckMate032)發現，聯合應用nivolumab和ipilimumab可有效治療二線治療失敗後的非小細胞肺癌患者，客觀有效率為32.6％。這些臨床試驗極大地鼓舞了小細胞肺癌的研究，同時也為小細胞肺癌的治療提供了新的方向。
真實世界資料與真實世界證據
對於中國肺癌的臨床研究，吳一龍教授認為我們已經具備了國際化視野，實現了從旁觀者向實踐者的初步轉變，而巨量的患者資源是我們成功的基礎，一批中青年學者已經嶄露頭角，但有影響力的研究仍然偏少。吳一龍教授還特別提出了從真實世界資料(用於支援決策的來自非隨機對照試驗的資料)到真實世界證據(為得出結論或判斷提供依據的經組織處理過的資料)的轉化問題，歸納了ICAN帶給我們的啟示：①臨床研究的結果是來源於高選擇的人群，在非選擇的臨床實踐中不一定得出同樣的結論，不能盲目擴大臨床試驗結論的適應人群;②當臨床試驗中的獲益非常小的時候，在臨床實踐中應用要更加慎重。吳一龍教授還強調：中國仍缺乏真實世界研究的環境，RCT仍然是目前最重要的獲得證據的方法。
肺癌的臨床試驗：中國的貢獻
本屆大會收到會議投稿210餘篇，評選出31篇優秀論文進行了大會發言交流，內容涉及到肺癌基礎研究、外科、化療、靶向治療、放療、輔助與新輔助等領域，並由肺癌領域的著名專家進行了精彩點評。
化療
河北醫科大學第四醫院發表了一項培美曲塞聯合順鉑一線化療後培美曲塞維持治療EGFR突變陽性的晚期非小細胞腺癌的研究，該研究不僅分析了培美曲塞維持治療在EGFR突變陽性的晚期非小細胞腺癌患者中的療效，而且分析了不同突變位點(19缺失、21點突變)對預後的影響及不同因素對化療療效的影響。該研究入組24例患者，疾病ORR(總緩解率)為16.7％、DCR(疾病控制率)為100％，無進展生存期6.0個月。而不同突變型別亞組分析顯示，21外顯子突變晚期肺腺癌患者，PFS優於19外顯子缺失的患者(8.0月vs.4.6月，P=0.016)。另外，吸菸情況、年齡、性別等因素對培美曲塞的維持治療療效無影響。
中山大學附屬腫瘤醫院報告了一項評價持續靜脈滴注恩度(重組人血小板抑制素)聯合培美曲塞+卡鉑治療在晚期NSCLC患者中耐受性、安全性及療效的I期臨床研究的結果，該研究初期入組了19例患者，分7.5mg、15mg、30mg三個實驗組進行初步摸索，並做了持續靜脈滴注恩度在人體中的藥代動力學結果。Ib期試驗擴增了20例新病例，比較7.5mg/m2/d和15mg/m2/d劑量組的療效，結果顯示，兩個劑量組持續靜脈泵注聯合化療都是可行有效的，有望進一步提高腫瘤緩解率，而15mg/m2/d劑量組可能會獲得更好的療效。研究者期待進一步的隨訪結果。
免疫治療
在17號下午的免疫治療優秀論文交流會上，中南大學湘雅醫院的胡成平教授對來自上海胸科醫院、吉林省腫瘤醫院以及福建醫科大學的研究做了精彩評述。
胡教授認為，腫瘤細胞免疫治療的內容主要有三方面：腫瘤免疫靶點、腫瘤疫苗和過繼性細胞免疫治療。目前正在進行研究的免疫靶點有CTLA4(細胞毒T細胞抗原4)和PD-1(程式性細胞死亡因子)。其中，PD-1是2015年ASCO和WCLC(世界肺癌大會)上當之無愧的大熱門，它具有負向調節T細胞功能的作用，初步臨床資料顯示其在多種癌種中都具有相當可觀的潛在療效。上海市胸科醫院的資料顯示，356例中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樣本的腫瘤細胞上，PDL-1在鱗癌中表達率47.9％，腺癌34％;腫瘤浸潤的免疫細胞中，PDL-1表達率為53.5％vs.21.7％。作為一個可能的腫瘤篩選生物標誌物，PDL-1在中國非小細胞肺癌患者中表達的研究為個體化治療和免疫治療聯合化療提供了一定的資料支援。
吉林省腫瘤醫院腫瘤醫院研究了自體腫瘤疫苗對肺癌患者術後免疫功能的影響和意義，通過使用肺癌細胞熱休克蛋白70共培養刺激肺癌患者外周血的樹突狀淋巴細胞製作腫瘤疫苗回輸患者體內後發現，CD3、CD4、NK細胞的數量增多，且NK細胞以及CTL的活性增強。此外，胡教授還介紹了國外一項腫瘤抗原誘導的樹突細胞疫苗治療晚期NSCLC的II期臨床研究結果，22例患者接受異源黑色素瘤溶解產物誘導的自體DC疫苗，治療次數與患者的OS呈等比增長，35次疫苗注射後，OS為1783天。因此，我們有理由相信自體DC腫瘤疫苗可以幫助術後肺癌患者恢復免疫功能，提高機體的抗腫瘤活性。
靶向治療
EGFR-TKI是EGFR突變敏感者的標準一線治療，然而它在晚期肺鱗癌中的療效並不如肺腺癌那麼確切。四川大學華西醫院報告了一項關於EGFR突變敏感的晚期肺鱗癌患者接受EGFR-TKI治療的療效的多中心回顧性研究及已發表文獻的合併分析研究結果。共有63例接受EGFR-TKI治療的晚期肺鱗癌患者納入了生存分析，結果顯示，EGFR突變敏感的肺鱗癌患者使用EGFR-TKI的ORR、DCR、PFS及OS分別為43.7％、72.8％、5.6個月和21.7個月，與歷史資料對照，療效優於化療，但不及肺腺癌患者。該研究說明EGFR突變敏感的肺鱗癌患者仍可從EGFR-TKI中獲益，這類患者的治療及預後值得進一步分析。
EGFR突變型NSCLC患者可以從EGFR-TKI中獲益中，這一點毋庸置疑，但是對於無法獲得組織標本的患者，EGFR突變基因的檢測成了新的“攔路虎”。研究者們一直試圖尋找新的標誌代替組織標本進行EGFR突變基因的檢測，如血液標本、細胞標本和胸水標本等。中南大學湘雅醫院做了一項比較有趣的研究，試圖通過比較肺腺癌患者組織標本、胸水細胞標本和胸水遊離DNA標本尋找替代組織標本進行EGFR突變基因檢測的可能性。該研究收集46例湘雅醫院合併惡性胸水的肺腺癌患者通過液相晶片法配對腫瘤組織標本、胸水細胞標本和胸水遊離DNA標本。研究發現，胸水遊離DNA、胸水癌細胞與腫瘤組織EGFR突變狀態一致性較好(胸水遊離DNAvs.腫瘤組織以及胸水細胞vs.腫瘤組織真陽性率分別為90.5％和95.5％)，當患者的組織獲取困難時，可以考慮使用胸水標本替代進行EGFR基因突變的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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