抑鬱症是全球殘疾最主要的原因之一，女性患病率高於男性。產後時期可能會給女性帶來額外的風險;與非懷孕女性相比，產後重性抑鬱障礙發生率輕度增加，產後抑鬱症大約影響15％的女性。
有關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產後抑鬱症知之甚少，儘管一項納入懷孕和產後時期47項研究的綜述表明，19.8％的女性存在常見的心理健康障礙(包括抑鬱症)。這些發現是令人擔憂的，因為，全球範圍內，許多兒童會接觸到抑鬱症產婦，產後抑鬱症通常被認為是廣泛影響兒童情緒，行為，認知，身體和神經發育的一個很強的危險因素。
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產後抑鬱症和兒童結局之間的長期相關性的經驗性資訊十分缺乏。在這些國家的兒童可能會因產後抑鬱症的負面影響導致更大的風險，甚至是在很小的年齡就開始了。產後抑鬱症和嬰兒營養不良，低出生體重，和心理社會風險之間存在很強的相關性，可能會由於饑荒或自然災難所致子宮內環境不良等因素所影響。
在柳葉刀精神病雜誌中，Nienke Verkuijl及其同事報告了一項在南非進行的縱向研究，旨在明確母親產後抑鬱症症狀與兒童10歲時心理髮育情況之間的相關性。在控制了社會經濟地位和母親目前抑鬱狀態之後，母親在產後6個月有抑鬱症狀的兒童在10歲時出現心理問題的機率是母親沒有抑鬱症兒童的2倍。
這種縱向的相關性在評分最嚴重的1/10的兒童中尤為顯著。而如果一旦考慮到目前母親抑鬱症狀況時，這種縱向的相關性消失。
據我所知，這項研究是僅有的幾個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進行的對有抑鬱症狀母親的兒童進行長期行為隨訪研究之一。然而，該項由Verkuijl及其同事進行的研究也並非沒有其侷限性。即使是在情況最好時，保持縱向研究的受試者參與十多年，特別是易感的患者，這是一個挑戰。與高收入國家相比，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出現減員現象更加明顯，因為其科研基礎設施可能不太發達。
此外，社會文化因素可能影響減員――如沒有固定的住所。減員是該研究的一個主要侷限性。當開始招募時，一共有3273對母子，但只有644對母子能獲得10年隨訪的資料，保持率大概只有原始樣本的20％。作者也承認這種侷限性，並指出這部分是由於城鄉之間短暫性的遷移所致。
此外，還採用了不同的方法來評估產婦的抑鬱症，在產後早期(出生後6個月)採用Pitt量表，在10年的隨訪中使用的流行病學研究中心抑鬱量表(CES-D)。這兩個時間點之間的相關性很低，儘管約20％的女性在6個月和10年時的評分高於截點值。在這兩個評估時間點之間，沒有對產後抑鬱症和兒童心理問題進行記錄，這對於觀察產後抑鬱症和兒童心理結果之間是不幸的。
我們我們只能對出生後6個月，以及10年隨訪後者兩個時間點的產後抑鬱症有一個簡單的認識，但沒有貫穿整個兒童時期的資訊，這些資訊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瞭解風險隔代轉移的基本機制。因此，能否得出產後期給兒童心理功能帶來特定風險的結論是很難的，因為沒有更多的關於抑鬱症隨時間慢性化和嚴重程度的瞭解，這些因素在高收入國家人群中研究中已被證實會影響兒童的預後。
儘管存在這些方法學的缺陷，來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的調查結果必須得到公眾的關注和應有的重視。因為我們知道，產後抑鬱症是兒童預後不良的一個強有力的危險因素，而在中低收入國家中這種相關性是很顯著的。由於生理學和社會心理學應激因素， Verkuijl及其同事們可能對該問題進行了保守估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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