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有關抑鬱症的起源與發展
“抑鬱症”的病名在中醫文獻中並無記載，中醫學將當代有關“抑鬱症”等疾病歸於情志疾病中的鬱證等病證。“情志疾病”是一大類與心理因素有關的疾病，包括西醫的精神病、神經症和軀體疾病，如百合、髒躁、梅核氣、癲狂、哮喘、胃潰瘍等。山東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心理諮詢科李舒
鬱證起源於先秦，發展於漢唐，成熟於金元。
鬱，分為廣義之鬱與狹義之鬱。前者最早記載見於《素問・六元正紀大論》：“木鬱達之，火鬱發之，土鬱奪之，金鬱洩之，水鬱折之”，被稱為“五鬱”，為廣義之鬱，次天之鬱。鬱證在此期尚未成為獨立的疾病名稱。
東漢張仲景《金匱要略》記載了百合、髒躁、梅核氣等女性易發的疾病，均與抑鬱症的主要臨床表現有相似之處。
宋代陳無擇首先提出了情志致鬱的理論，認為七情，即喜、怒、憂、思、悲、恐、驚七種情志變化可以導致疾病。在突然、強烈或長期性的情志刺激下，臟腑氣血功能紊亂，七情就成為致病因素，稱為內傷七情。情志因素不僅可以直接導致多種疾病的發生，而且對所有疾病的轉歸起著重要作用。
金元時期在鬱病的情志致病理論等方面取得了很大的發展。朱丹溪明確提出六鬱病證，《丹溪心法・六鬱》指出“氣血沖和，萬病不生，一有怫鬱，諸病生焉。故人身諸病，多生於鬱。”六鬱為氣鬱、溼鬱、熱鬱、痰鬱、血鬱、食鬱。鬱證首次作為病症名稱，見於虞摶的《醫學正傳》。張景嶽認為《內經》的五行之鬱與情志之鬱是兩類不同的概念，《景嶽全書・鬱證》說：“凡五氣之鬱則諸病皆有，此因病而鬱也。至若情志之鬱，則總由乎心，此因鬱而病也。”在《類經》中，張景嶽將情志之鬱分為怒鬱、思鬱、憂鬱三種類型。
《古今醫統大全・鬱證門》記載：“鬱為七情不舒，遂成鬱結，既鬱之久，變病多端”
(二)抑鬱症的病因病機及治法
經過歷代醫家的不斷探索與發展，對鬱證的病因病機及其論治的理論漸成體系。
1、《內經》的五行之鬱並非情志之鬱，而是由於五運失常、外邪侵襲等各種病因致使臟腑功能失調，而導致的人體氣血津液等淤滯不通，所謂因病而鬱(淤瘀)，此時的“鬱”本身應為全身疾病的病機，即廣義之鬱。意在強調運動變化，但在此基礎上可以產生出心理、精神的病證。
2、《金匱要略》提到了女性常見的三種疾病，百合、髒躁、梅核氣。《金匱要略・婦人雜病脈證並治》曰：“婦人咽中如有炙臠，半夏厚朴湯主之”，“婦人髒躁，喜悲傷欲哭，如有神靈所作，數欠伸，甘麥大棗湯主之”。《金匱要略・百合狐惑陰陽毒脈證並治》“……意欲食復不能食，常默默，欲臥不能臥，欲行不能行，欲飲食，或有美時，或有不聞食臭時，如寒無寒，如熱無熱，百合地黃湯主之”，概括了三種病的主要症狀是精神、軀體、飲食、睡眠、行為、語言、感覺的失調，均可以和現代抑鬱症的臨床症狀相對應，並提出了相應的治療方劑，經歷代臨床驗證療效可靠，一直沿用至今。
3、朱丹溪提出鬱證的發展演變多由氣鬱開始，進而累及併產生其它五鬱。故氣、血、痰、火、溼、食六者可單獨為患，也可相因為病，對此闡述為“氣鬱而溼滯，溼滯而成熱，熱鬱而成痰，痰滯而血不行，血滯而食不化”，而成溼鬱、熱鬱、痰鬱、血鬱、食鬱。氣鬱者，胸脅痛，脈沉澀;熱鬱者，瞀悶，小便赤，脈沉數;血鬱者，四肢無力，能食便紅，脈沉;食鬱者，噯酸，腹飽不能食，人迎脈平和，寸口脈緊盛。顯然朱氏所述六鬱，可能包括了當代所述的軀體化症狀在內。
4、明代醫家張景嶽認為情志之鬱分為怒、思、憂三鬱，“怒鬱者，方其大怒氣逆之時，則實邪在肝;若思鬱者，則唯曠女怨婦，及燈窗困厄，積疑任怨者皆有之;憂鬱病者則全屬大虛，本無邪實，此多以衣食之累，利害之牽，及悲憂驚恐而致鬱者，總皆受鬱之類。”治療方法因此各不相同。怒鬱虛者，治以大營煎、歸脾丸;思鬱虛者，治以壽脾煎，或七福飲;憂鬱者治以六君子湯、五福飲等。
5、明代孫一奎提出五鬱之病為五臟之鬱，“夫五臟一有不平則鬱。”“木鬱者，肝鬱也”，“火鬱者，心鬱也”，“土鬱者，脾鬱也”，“金鬱者，肺鬱也”，“水鬱者，腎鬱也”認為五鬱或由他髒傳變，或本髒自病而發。
6、現代醫家更加突出強調各種不良精神刺激是導致抑鬱症的病因，肝氣鬱滯是其基本病機。趙嘉萍、 尤亞賢 、王彥恆、李發明認為，抑鬱症是由於情志不舒，氣機鬱滯所引起的一類病證，內傷七情是重要的致病因素。
7、對於抑鬱症的認知、意志、行為等高階精神症狀，黃躍東從“神”入手討論，抑鬱有情感體驗和表達不能，屬於大腦高階整合功能異常，應是腦主神明功能失常之表現，認為抑鬱症病機為：“五官七竅鬱閉，腦神被抑，神機不運，情感不暢”。
8、抑鬱症的“晨重暮輕”的變化及懶、呆、憂、慮、變的“神鬱”特點也難以用肝氣鬱結解釋，丁元慶教授從《素問・生氣通天論》中“陽氣者，精則養神，柔則養筋”及有關營衛執行論述出發，認為陽鬱不達是抑鬱症的病機特點，神機不振是抑鬱症複雜臨床表現的基本特徵，調和營衛、宣陽開鬱是治療抑鬱症的基本方法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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