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rome Murdough是一名56歲的前海軍陸戰隊成員，正在接受抗精神病藥及心境穩定劑治療。某一天，人們發現他死在了裡克斯島的牢房中，當時牢房內的溫度達100華氏度（37.7℃）。初步屍檢並未得到確切結論，但有證據強烈地顯示，Murdough死於嚴重脫水及中暑。Murdough並未被指控犯罪：因為在公共建築的樓梯間內睡覺，執法者以非法入侵的名義逮捕了他。
由於沒有能力繳納保釋金，Murdough被送到了裡克斯島的監獄中。2014年2月14日晚10:30左右，他被鎖在了自己的牢房；約6小時之後，他死了。他的母親報告稱，Murdough罹患嚴重的慢性精神疾病。
中暑是一種足以威脅生命的臨床狀況，常發生於夏季，而精神障礙患者的高發病率尤其值得重視。身處監獄中的患者所面臨的形勢更為嚴峻，因為他們沒有更換自己所處環境的自由。
體溫調節與中暑
體溫由產熱及散熱的動態平衡所調節。熱量是代謝的副產品，熱量從身體內部傳導至面板、再從面板傳導至外界的時間則決定著散熱的速率。
當體溫升高至105華氏度（40.6℃）時，個體即可能中暑，其特徵為體核心心溫度超過104華氏度（40.0℃），伴有中樞神經系統功能異常，包括譫妄、驚厥及昏迷，進而導致多器官受損及組織破壞。預示中暑的症狀包括頭暈、腹部不適，隨後是嘔吐、混亂及失去意識。鑑於高體溫對器官組織的破壞性，即便僅持續幾分鐘，也可能對生命構成威脅。
體溫調節與精神科藥物
抗膽鹼藥物可通過抑制副交感神經通路對體溫調節造成影響，抑制出汗，導致機體散熱能力的下降。抗精神病藥物的抗多巴胺效應可升高體溫的調定點，同時可減少某些有助於調節體溫的行為，包括增加水分攝入及脫掉過多的衣服。
吩噻嗪類抗精神病藥，包括氯丙嗪、硫利達嗪、氟奮乃靜及奮乃靜，均具有抗膽鹼及中樞體溫調節作用。例如，奮乃靜可抑制下丘腦神經衝動的傳入，減弱後者增加面板血流量以加強散熱的代償效應。其他常用精神科藥物同樣可以擾亂體溫調節，包括非典型抗精神病藥、5-HT激動劑及β受體阻斷劑；某些精神科藥物可通過減弱口渴感減少水分攝入，進而升高脫水及中暑風險，這些藥物包括SSRIs、可樂定、卡馬西平和丙戊酸。
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體溫調節功能異常
證據顯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體溫調節功能可能存在異常。然而，CNS病理學及藥物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並不甚明瞭。文獻中針對此現象的生化及生理學解釋並無太強的說服力，但外周及中樞的某些異常可能起到了一些作用。外周異常理論認為，精神分裂症患者外周煙酸及前列腺素E1存在異常，影響血管舒張，進而導致散熱功能的損害；中樞異常理論則認為，罪魁禍首在於中腦邊緣多巴胺系統。
Shiloh及其同事對未服藥的門診精神分裂症患者與健康對照進行了比較。所有受試者均參與了一項熱運動耐量標準化平板試驗。結果顯示，精神分裂症患者的基線及運動相關體溫均高於健康對照。
熱浪與精神科患者的死亡
熱浪（heat wave）通常被定義為氣溫高於89.96華氏度（32.2℃），連續3天或以上。研究顯示，熱浪與急診科就診的精神症狀之間具有強烈的相關性。在一項針對2003年法國熱浪致死的研究中，研究者得到結論：藥物副作用可影響機體對高溫的適應能力，尤其是精神科藥物。
Bouchama A及其同事曾開展了一項Meta分析，所納入的觀察性研究對熱浪相關死亡的危險及保護因素進行了探討。結果顯示，既往精神科疾病史可使個體在熱浪中死亡的風險升高2倍以上。研究者還發現，服用精神科藥物幾乎可使相關死亡風險翻番。
一項澳大利亞研究探討了熱浪中的住院率，時間橫跨13年。結果顯示，對於精神分裂症、分裂型障礙及妄想性障礙患者而言，與高溫相關的死亡較其他人增加1倍以上。
另一項研究比較了1950-1984年間紐約精神病院住院患者與一般人群的死亡情況。研究者發現，熱浪中住院患者的死亡風險是一般人群的2倍。其中，上世紀70年代死亡風險最高；事實上，當時的患者常服用較高劑量的抗精神病藥。另外，患者在服用抗精神病藥之前的死亡率同樣較高，提示精神疾病本身可能即為熱浪導致死亡的重要危險因子。
Kaiser及其同事則發現，在1999年的辛辛那提熱浪中，精神障礙升高了患者的死亡風險。本項病例對照研究共納入了18例死亡病例，結果顯示，其中8人罹患精神疾病，其中4人為精神分裂症患者，4人正在服用精神科藥物，包括阿米替林、氯氮平及奧氮平。
中暑與法律責任
精神障礙患者中暑及死亡的風險引發了諸多訴訟案件，所針對的往往是某些居住場所或醫院。例如，在Kotler訴Alma Lodge案中，加利福尼亞法庭宣佈，Alma Lodge的所有者及管理者應為兩名精神分裂症患者的非正常死亡負責。這兩名患者死於一場熱浪，當時洛杉磯的氣溫連續5天接近100華氏度（37.8℃）甚至更高。法醫於屍檢後指出，兩名患者均死於環境溫度過高導致的高體溫。陪審團認為，Alma Lodge在本事件中存在疏漏之處，判賠60萬美元。
Trisdale訴俄亥俄州精神健康部這起案件則與高強度體育鍛煉有關。1993年6月22日，Trisdale女士30歲的兒子Dawayne Colyer去世。Colyer先生罹患精神分裂症，服用2000mg/d的氯丙嗪、30mg/d的氟奮乃靜和2mg/d的苯扎託品，後者為抗膽鹼藥物。儘管針對Colyer死亡當天的準確氣溫存在分歧，但美國國家氣象局所釋出的氣溫為84華氏度（28.9℃），相對溼度為46％。
Colyer正在與工作人員和其他患者打籃球，當時出現意識混亂及定向力喪失，隨後摔倒在地，意識喪失。他被送到當地醫院救治，數小時後死亡。當他抵達醫院時，體溫高達108華氏度（42.2℃）。判決對原告有利：Colyer的醫生失職，並特別指出，該醫生並未在Colyer的病歷中標註針對體育鍛煉及暴露於高溫的限制。
監禁過程中與高溫相關的死亡
確定監禁過程中高溫相關死亡的責任較為複雜，因為醫療人員同時可能面臨兩種法律責任：侵犯公民權利（蓄意漠視）及玩忽職守。蓄意漠視常用於以下情況，即故意拒絕或推遲進行必要的醫療，及沒有進行合理的業務判斷。鑑於犯人的醫療需求完全依賴於管制機構，在法官看來，未能提供這些需求或可上升至殘忍的程度，並常做出不同尋常的嚴厲處罰。
蓄意漠視的控告既可單獨出現，也可與玩忽職守同時進行。控告蓄意漠視的挑戰在於，原告必須力證管制機構雖然知曉相關風險，但卻持忽視態度，未採取有效措施。有人認為，這一要求對原告設定了高不可攀的門檻。因此，訴訟經常發展為工作人員是否瞭解相關風險，以及是否採取行動以減弱這種風險。結果是，很多情況下工作人員並未採取足夠的醫療措施，但卻並未違反第八修正案，尤其是當工作人員多少做了一些事情時。
在Willis訴Barksdale案中，Willis女士為自己26歲的兄弟Michael Lott之死尋求賠償。Lott先生因攜帶手槍被控輕罪，屍檢顯示，死因為中暑。當Lott被發現時，牢房內的溫度為96華氏度（35.6℃），而當天最高氣溫為40.6℃。
Lott先生所住的牢房為軀體及精神疾病患者專用，該區域有兩臺電扇；囚犯可以使用冰塊和水，監獄工作人員也瞭解如何處置力竭及中暑患者。
Lott先生曾多次入住精神科。去世前，他所服用的藥物包括睡前60mg的氟哌啶醇及苯扎託品2mg，每天兩次。儘管法庭意識到這些藥物可影響體溫調節，但最終還是判決被告勝訴。法庭認為，監獄管理者並無義務強調某一位囚犯特殊的醫療需求，真正應為此負責的是醫務人員。此判決成功地將蓄意漠視及玩忽職守區分開來。事實進一步證明，監獄管理者並未顯示出蓄意漠視Lott醫療需求的跡象。
2006年的Scarver訴Litscher案則頗為“有趣”，一方面原因在於Scarver先生正是殺死Jeffrey Dahmer之人，後者是臭名昭著的食人狂魔，共殺死了17人，被判處1070年徒刑。Scarver先生宣稱，自己遭受了殘忍及不尋常的懲罰，被關進一個很小且沒有窗戶和空調的牢房。他指出，他所服用的抗精神病藥與夏天牢房中的高溫相互作用，可能對自己造成不利影響。
Scarver先生未被允許使用錄音機或接觸其他聲音來源，Scarver認為，外界聲音可以幫助自己控制腦子裡的聲音。這一狀況導致Scarver出現了自殺觀念，每天2次過量服用藥物以嘗試自殺。另外，他長時間地以頭撞牆，用剃鬚刀割喉，以及割腕。處於對高溫與藥物相互作用的擔憂，Scarver停止服藥，導致精神症狀的惡化。
法官認可Scarver的申訴，即他所處的狀況使其精神症狀惡化，進而導致軀體及精神方面的痛苦。然而，遵循安全性的傳統，法庭作出了有利於被告的判決：“監獄當局必須被寄予較高的行動許可權，以控制具有殺人傾向的躁狂……”
中暑的預防及治療
文獻中，中暑被認為是“可預防的疾病”。然而，預防要求有效識別危險因素及謹慎採取措施。精神科患者應得到針對熱浪的健康教育，併為此做好準備，包括減少高溫暴露，增加液體攝入，以及針對脫水及中暑症狀及體徵的警覺。尤其需要注意那些嚴重精神障礙患者，特備是服用抗精神病藥及抗膽鹼藥的患者。其他有用的措施包括監測體溫、清爽著裝、允許額外的涼水淋浴等。一旦症狀提示中暑可能（如嘔吐、混亂、體溫升高等），應立即將患者送往急診進行診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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