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在世界範圍內廣泛流行，2020年2月11日，世界衛生組織在日內瓦召開發佈會，宣佈將其命名為COVID-19。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全國人民與廣大醫護工作者一道，攜手奮戰在抗擊疫情的戰場上。在這場與疫情的生死較量中，對我們的防控能力和心理承受能力都是一次嚴峻考驗。隨著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階段性成果的經驗總結，以及臨床救治經驗的積累、療效的觀察、科研的推進等，新冠肺炎患者中西醫結治療取得了肯定的效果，辨證論治的中醫藥在抗疫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回顧中華民族幾千年文明史，可以發現人類同瘟疫的鬥爭從沒有停止過，在一次次的與疫病的抗爭中總結積累了豐富的實踐經驗，形成了祖國醫學認識和防治疫病的了理論體系。這裡筆者將就祖國醫學對疫病的認識及防治理論進行梳理與探討。
祖國醫學對疫病的認識
早在殷商甲骨文就有卜問商王是否傳染上“疫”和能否醫治的卜辭。這說明在3000多年前的商代對疫病傳染已有了樸素認識。
先秦時期的醫學經典《黃帝內經》已明確指出“疫”和“癘”是極易傳染，病狀也多相似的疾病。《黃帝內經·素問·刺法論》道：“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素問·六元正氣大論》又說：“其病溫癘大行，遠近鹹苦。”“癘大至，民善暴死。”這又對疫病的傳染特性和致命危害加以描述。
東漢中後期，我國中原地區疫情頻發，《後漢書·五行志》記錄有10次疫情，尤其建安年間(196一219)，疫情持續時間之長、死亡人數之多，是歷史上少見的。張仲景《傷寒雜病論》序中寫道：“餘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猶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以至呈現“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的悲慘狀況，面對疫病流行的慘狀，張仲景勤求古訓，博採眾方，對建安疫病證治進行理論總結，著成《傷寒雜病論》，創立六經辨證體系，不僅奠定了中醫辨證論治的基礎，而且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部治療傳染病、流行病的專著。《傷寒論》對傳染病患者的症狀和脈象等加以詳細論述，對人體感發於“寒”與“風”等致病因子作用下所反映的各種證候加以分析綜合，取得了對各種傳染病演變規律的認識。該書極大地提高了疫病醫學的救護水平，是發熱性傳染病的醫學經典。
晉代醫家葛洪在《肘後備急方》中首次將“癘氣”作為傳染病的病因和相互傳染的特點，開後代溫病學之先河。葛洪在《肘後備急方·治瘴氣疫病溫毒諸方》中認為，“傷寒、時行、溫疫，三名同一種……其年歲中有癘氣兼挾鬼毒相注，名為溫病。”並記載了闢瘟疫藥幹散、老君神明白散、度瘴散、闢溫病散等治療、預防溫疫的方劑。書中記載了以藥物少許，納鼻中防治疫病的方法，今天看來仍不失為有效方法。再如以藥物製成藥囊佩帶於胸前、掛於門戶、燒煙燻居所的防治疫病的方法，這些方法對後世影響很大，流傳很廣，沿用至今。
南北朝時期，南朝多流行溫熱疫，陳延之率先提出了“傷寒與天行瘟疫為異氣”的看法，在《小品方》中闡述了傷寒與時行瘟疫的區別。
隋代醫家巢元方的《諸病源候論》是我國第一部病因證候學專著，其中提出的“乖戾之氣”是關於傳染病因的新探索。該書還對疫病傳染的致病因子進行探索，使傳染病的病因接近了細菌的發現。
唐代醫家孫思邈的《千金方》和王燾的《外臺祕要》載有多首治瘟、闢瘟方劑，《千金方》還記載飲用屠蘇酒防疫的方法。
金元時期著名醫家李東垣在《內外傷辨惑論》記述了公元1232年間疫病的流行，東垣創制補中益氣湯治療。李東垣所稱的這次內傷病，其實是一種以脾胃內傷為基礎的外感病，著名醫史學家範行準先生研究考證認為，其實就是鼠疫(《中國醫學史略》)。李東垣用益氣昇陽法治療烈性傳染病，為後世樹立了甘溫除熱法治療疫病的典範。《東垣試效方》還記述了泰和二年(1202年)一次疫病流行，東垣用普濟消毒飲治療。
明末醫家吳又可（名有性），親自參與了崇禎辛巳(1641年)之疫的救治，1642年，吳又可“靜心窮理”，集“平日所用歷驗方法”寫出了我國溫病學第一部專論疫病的著作——《瘟疫論》。《瘟疫論》中說：“一巷百餘家，無一家僅免，一門數十口，無一口僅存者”。《瘟疫論》是中醫學發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對後世溫病學的發展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其成就有三：一是創立了新的病因學，“雜氣”說，與現代傳染病的病原體特徵基本相符。二是創立新的病機學說，邪自口鼻而入，侵入膜原。三是創立新的治療學，疏利透達膜原法，創立達原飲治療，提出“客邪貴乎早逐”觀點。他的溫病學說在病原體、傳染途徑、特異性等方面都有卓越的見解。
到了清代，餘師愚在吳又可《溫疫論》的基礎上著有《疫疹一得》，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徵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清代醫家餘師愚經歷了乾隆33年之疫，在所著《疫疹一得》中他描述的是一種出疹性的疫病。認為疫疹的病因是癘氣，指出“一人得病，傳染一家，輕者十生八九，重者十存一二，合境之內，大率如斯。”並根據暑熱疫的病徵特點，創立“清瘟敗毒飲”一方，為溫疫病的辨證論治開拓了新的境地。
王孟英於道光十七年寫成《霍亂論》一書，20多年後在上海“適霍亂大行”，於是重訂《霍亂論》，名為《隨息居重訂霍亂論》，創立了適合溼熱病中焦證的辛開苦降方，如連樸飲、黃連定亂湯、燃照湯、蠶矢湯、甘露消毒丹等。王孟英還針對霍亂急症提出一系列救急措施。
清代疫病學派著名醫家之一楊慄山，著有《傷寒溫疫條辨》一書，認為溫病的病機是“邪熱內攻，凡見表證，皆裡證鬱結，浮越於外也。雖有表證，實無表邪”。他自創以升降散為總方的15個治療疫病方劑。
清代著名溫病學家葉天士的《溫熱論》、薛生白的《溼熱條辨》、吳鞠通的《溫病條辨》等諸多溫病學著作中的“溫熱病”、“溼熱病”等，都包含了多種急性傳染病，葉天士創立了衛氣營血辨證方法，吳鞠通創立了三焦辨證方法，這些理論和方法對於今天治療各種急性傳染病都有重要的指導價值。
中醫預防瘟疫沒有疫苗，但對天花的預防在世界上最早發明了接種術。就是將患過天花病人的皰漿挑取出來，陰乾後吹到健康人鼻孔中，接種上天花後就不再感染。這種方法最早起源於何時，還沒有定論，但到明清時，已有以種痘為業的專職痘醫和幾十種痘科專著。清代政府還設立種痘局，可稱是世界上最早的免疫機構。
由此可以看出，在歷代治療疫病的過程中，湧現出大量治療疫病的醫家，他們在繼承中醫的基本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當時疫病的特點，不斷創新，取得了顯著的療效。張仲景解表散寒，李東垣補中益氣，吳又可燥溼解毒，餘師愚兩清氣血，王孟英清熱除溼，楊慄山升清降濁，這些抗擊疫病經驗經過凝練，上升為新的理論，以學術專著的形成為標誌，豐富了中醫治療外感病的學術內容。疫病不同，治法不同，但都是在堅持中醫基本理論指導下的辨證論治。中醫在整體觀念的指導下，分析疫病的病因、病機確立相應的治法，這就是中醫治療疫病最寶貴的經驗。
祖國醫學對疫病病因病機、病位症狀的認識
祖國醫學根據天人相應的觀點，認為自然界氣候、環境的變化對整個生態大系統有直接的影響，在正常情況下，微生物與人類能夠和諧相處，生態系統保持有序的平衡狀態。當發生自然災害、戰爭、人口大量流動以及氣候的異常波動時，整個生態系統的外環境發生了劇烈的變化，導致微生物間的生克規律發生混亂，一些病原微生物發生變異或大量繁殖，失去相對穩定性，最終導致瘟疫爆發流行。
對病因病機的認識
在中醫學最早的典籍《黃帝內經》中，就已認識到某些溫病具有傳染性，並以“疫”名之。《素問?刺法論》日：“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古代醫家在診治各種傳染性疾病的過程中，通過不斷探索和總結，積累了豐富經驗，尤其是在對疫病病因病機的認識上，更是形成了獨特的理論。認為疫病的發生與其特殊的致病因子密切相關，其致病的病機主要是稟賦薄弱，正氣虧虛，戾氣乘虛藉口鼻等道侵襲人體，邪氣匿伏於膜原，以致陰陽失調、上幹於上焦之隔膜，中傷及中焦之胃腸，下損及下焦之肝腎，最終導致耗傷氣血，甚則陰陽亡失。形之不存，神何以附。而且它又是一個多種因素相互作用的複雜變化過程。
一、是正氣內虛調適失度。《靈樞?百病始生》指出：“風雨寒熱，不得虛，邪不能獨傷人。卒然逢疾風暴雨而不病者，蓋無虛，故邪不能獨傷人。此必因虛邪之風與其身形，兩虛相得，乃客其形。”疫邪致病，與自然界中的其它六淫之邪一樣，如果人體正氣充盛，即使存在導致疫病的邪氣，正能勝邪，則正氣必將御邪於外，邪氣就難以入侵，也就不會導致疫病的發生，正如《素問喇法論》所云：“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岐伯日：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只有在人體的正氣虛弱，不足以抗禦外邪時，病邪才能乘虛而入，侵害入體而發生疫病。吳又可繼承《內經》的這一觀點加以進一步的闡述。他認為“本氣充實，邪不能入《經》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因本氣虧虛，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昔有三人，冒霧早行，空腹者死，飲酒者病。飽食者不病。疫邪所著，又何異耶？”說明疫病的發生，不僅取決於導致疫病的致病因子毒性的強弱，還取決於人體正氣盛衰，二者之中，人體的正氣是內因，它在預防外邪侵襲，避免疫病發生中，佔有主導的地位。
二、是節氣違和執行乖戾。中醫強調人與自然的相應，認為人類生活在自然界中，必然受到自然界四時氣候變化的影響，人體的生理變化要與“天地相應，與四時相符”，否則必將導致疾病的發生。《黃帝內經》就宇宙間存在著週期性運變規律，並以此為基礎創立了五運六氣學說，旨在探討自然變化的週期性規律及其對疾病的影響。運氣“有至而至，有至而不至，有至而太過”（《素問?六微旨大論》）等變化，“至而至者和；至而不至，來氣不及也；未至而至，來氣有餘也。”運氣有常有變，節氣和合，節至氣至，即為天運恆常，則為正氣，反之則為異氣。即所謂“非其位則邪，當其位則正。”《素問?六節藏象論》雲：“未至而至，此謂太過，則薄所不勝，而乘所勝也，命日氣淫。……至而不至此謂不及，則所勝妄行，而所生受病，所不勝薄之也”。中醫學非常強調人的疾病與氣候變化的密切關係，《素問?至真要大論》就指出：“百病之生也，皆生於風寒暑溼燥火之化之變也”，疫病的發生與氣候的變化也有著密切的聯絡，不同的疫氣具有不同的氣候特徵，而相同運氣的疫氣致病，在疾病的證候、轉歸及預後方面又具有一定的相似性。古代中醫學家已認識到，天地運氣執行乖戾，季節交替違序，導致了自然氣候有別於正常時序的更替變化，是瘟疫的發生的原因之一。“故有天行溫疫病者，則天地變化之一氣也。斯蓋造化必然之理，不得無之。”通常情況下，人體機能是遵循正常年份節氣交替的規律，適時而動靜生長收藏。當天時不正，產生乖戾之氣作用於人體時，則使人體氣機不能按時伸展，突然鬱閉於內，就會導致瘟疫天行。《素問?刺法論》就有“升降不前，氣交有變，即成暴鬱”的論述。由此可見，中醫學認為，節氣違和，執行乖戾是疫病發生的原因之一。
三、是戾氣侵襲口鼻相染。中醫學很早就認識到疫病的發生是外感了一種疫癘之氣，經由口鼻侵犯人體而致。這種疫癘之氣與一般的六淫不同，具有強烈的傳染性和流行性。明代醫家吳又可在他所著的《溫疫論》中說：“溫疫之為病，非風非寒，非暑非溼，乃天地間別有一種異氣所感。…夫疫者，感天地之戾氣也。戾氣者，非寒、非暑、非溫、非涼，亦非四時交錯之氣，乃天地間別有一種戾氣。”吳又可認為，戾氣具是一種肉眼觀察不到的微小病物質，“氣無形可求，無象可見，況無聲，復無臭，何能得睹得聞？”夫物者，氣之化也；氣者，物之變也。氣即是物，物即是氣。”戾氣導致疫病的發生具有明顯的傳染性和流行性。他指出戾氣侵犯人體，多自口鼻而入，通過氣或接觸傳染，吳又可在《溫疫論》中指出“此氣之來，無論老少強弱，觸之者即病，從口鼻而入。…邪之著，有天受（自然空氣傳播），有傳染（患者接觸傳播），所感雖殊，其病則一。”《諸病源候論》說：“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則病氣轉相染易，乃至滅門。”同時，古代醫家也觀察到，戾氣致疫，有大流行和散發的不同。吳又可即指出：“其年疫氣盛行，所患者重，最能傳染，即童輩皆知其疫。至於微疫，似覺無有，蓋毒氣所鐘有厚薄也。其年疫氣衰少，裡闖所患者不過幾人。”並指出疫戾致病，具有發病急，傳變快，病情重，症狀相似的特點。戾氣異常毒烈，具有強烈的傳染性，無論壯弱老幼，觸之即得，正如《溫疫論》所云：“若其年氣來之厲，不論強弱，正氣稍衰者，觸之即病。…大約病遍於一方，延門合戶，眾人相同，皆時行之氣，即雜氣為病也”。
對病位及症狀的認識
疫病的病位早在《素問.舉痛論》中已有記載：“寒氣客於腸胃之間，膜原之下。”及《素問.瘧論》曰：“邪氣內搏於五髒，橫連膜原”。這兩篇論述均提到了膜原。其涵義正如唐代王冰所注：“膜謂鬲間之膜；原，謂鬲肓之原”。元代時日本醫家丹波元簡則認為：“堂膈幕膜之系附著脊第七椎，即是幕原也。”以上所論之膜原，皆指胸膜或膈肌之間的部位。後世吳又可對其涵義又有發揮，如“邪去表不遠，陷近於胃……邪在膜原，正當經胃交關之所，故為半表半里”。指明疫癘之邪在半表半里之位。吳氏所論膜原雖與《內經》不完全相同，但二者大體類似，均為非表非裡或表裡交接之處。
其臨床症狀表現，早在《內經》中也有記載。《素問.刺法論》曰：“無問大小，病狀相似。”癘氣種類繁多，但一種癘氣只能引起一種疫病。而每一種疫病不論年齡，不論性別，症狀多相類似。因疫癘之邪氣毒力頗強，潛伏期較短，常夾火熱、溼毒等穢濁之氣侵犯人體，比一般邪氣致病性更強，甚至觸之即病。故都具有發病急驟、來勢較猛、病情危重的特點。臨床多見患者發熱，且熱勢較高，並伴有煩渴、舌紅、苔黃等熱象。致病後，極易傷津、動血、擾神、生風，亦易損害心、腎、肝等重要臟腑。若不及時救治，易致病情險惡，甚至死亡。
祖國醫學對疫病防治的認識
疫病具有傳播迅速、傳染性強、傳變較快、致死率高、易造成社會恐慌等特點，古代醫家和先民為抵禦疫情、保護生命、減少損傷，積極應對，留下了豐富的經驗和教訓，值得我們認真總結和研究。
未病先防，培固正氣。對於急性傳染病，古代醫家十分強調早預防，治未病。早在《黃帝內經》中《素問·四氣調神大論》就明確指出：“聖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亂治未亂。”如何能有效避免和抵禦疫病對人的侵襲傳染呢？《素問·刺法論》就有此問：“餘聞五疫之至，皆相染易，無問大小，病狀相似，不施救療，如何可得不相移易者？”答曰：“不相染者，正氣存內，邪不可幹，避其毒氣”。主張培固自身“正氣”，以抵抗“邪氣”侵入。吳又可在《溫疫論.原病》篇中說：“本氣充滿，邪不易入，本氣適逢虧欠，呼吸之間，外邪因而乘之”。人體正氣充盛，雜氣不犯；正氣虧虛，雜氣通過口鼻，乘虛而入，致人發病。明代《景嶽全書》《瘟疫·避疫法》也指出：“瘟疫乃天地之邪氣，若人身正氣內固，則邪不可幹，自不相染。”中醫認為人的正氣主要由精氣等物質構成，《素問·金匱真言論》說：“故藏於精者，春不病溫”，可見對於精的保養十分重要，要藏精就要讓精能正常生成，而且不能過多耗散。精的生成是要靠飲食物化生的氣血不斷來充養，精、氣、血是可以相互化生的，如果氣血不足，精就無法充足。氣血的生成還有賴於臟腑功能的正常。氣血要能充養精，還必須要求氣血和順，情志暢達。另一方面，要防止精的耗散，就不能過勞，包括勞心、勞神、勞身以及房勞，要做到“起居有常，不妄作勞”。正如《素問·上古天真論》所說：“恬憺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從來。”由此可見，培補正氣，保持健康強壯的體魄，增強抗病能力，才是預防疫病侵入的根本。
儘早發現，嚴格隔離。疫病往往萌發悄然，一旦蔓延，氣勢難擋。因此，及早發現十分重要。《素問·八正神明論》提出“上工救其萌芽”的思想，就是要求早發現疫情苗頭，及時防治，以免疫情擴大，難以遏制。《靈樞·官能》曰：“邪氣之中人也，灑淅動形。正邪之中人也微，先見於色，不知於其身，若有若無，若亡若存，有形無形，莫知其情。是故上工之取氣，乃求其萌芽。”唐代楊上善釋道：“邪氣初客，未病之病，名曰萌芽，上工知之。”由此可知，“未病之病”指的是疾病尚未顯露症狀的階段。高明的醫者能預先發現疫病的苗頭，給予警示並採取有效防治措施。《漢書·平帝紀》也載道：“民疾疫者，設空邸第為置醫。”明確規定設定隔離病所治療，以免疫病傳播。
疫病的致病邪氣毒力非常強大，正氣的抗邪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所以避免邪氣的侵襲也是預防疫病的重要環節。《素問·上古天真論》說：“虛邪賊風，避之有時”，《素問·刺法論》強調：要“避其毒氣”。要避免疫邪的侵襲，就要講究個人衛生，對環境消毒，疫病發生後要採取隔離措施，這些在中醫古籍中都記載有具體的做法。古人早已知道“病從口入”的道理。孫思邈在《千金方·霍亂》中說：“原霍亂之為病也，皆因飲食。”這就明確指出了飲食不潔與傳染病的關係。晚清名醫餘伯陶在《鼠疫抉微·避疫說》中指出，室內通風透光利於防疫：“避之之法，廳堂房室，灑掃光明，廚房溝渠，整理清潔，房內窗戶，通風透氣。”即使今天，通風透光也是防疫的基本要求。
醫療防治，勇於創新。在與疫病的抗爭中，歷代醫家們勇於鑽研和創新，形成新的醫療理論和方法。東漢末年瘟疫盛行，張仲景發憤寫成《傷寒論》，奠定了“辨證施治”的基礎；金朝末年汴京大疫，李杲著就《內外傷辨惑論》，創立了“內傷”學說和“甘溫除熱”思想；明末崇禎年間疫病肆虐，吳又可創著《溫疫論》，開溫病學說之先河。歷代醫家們還創制了許多防治疫病的方藥。如葛洪用柏芝散預防疫病；孫思邈研製出雄黃丸以避疫疾；金代劉完素的黃連解毒散、李杲的補中益氣湯，明代吳又可的達原飲、三消飲、舉斑湯，清代吳鞠通的桑菊飲、銀翹散，都為疫病防治發揮了顯著的效用。
當前，對於突如其來的疫病，我們期待效藥的出現。《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診療方案(試行第七版)》指出，各地根據病情、當地氣候特點以及不同體質等情況，參照方案進行辨證論治。祖國醫學預防疫戾傳染，除遠離致病原和刺激經絡腧穴的方法，還採用瞭如吐法、浴法、藥法、香薰法及精神調攝法，讓心情愉快使正氣充盈。重視調養肝氣，禁忌大怒。順應時序，保養正氣，吐故納新。認識到在氣血和暢時，人體能充分發揮其防禦外邪的作用，身體功能狀態失調是感受疫戾之氣入侵的重要條件等。中醫藥學包含著中華民族幾千年的健康養生理念及其實踐經驗，是中華文明的一個瑰寶，凝聚著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博大智慧。在中華民族漫長的繁衍發展程序中，大大小小瘟疫都是以平復而告終，中醫藥在護佑百姓健康包括防疫中發揮了基礎性作用。在今天的抗疫治療中也起到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注：此資訊源于網路收集，如有健康問題請及時咨詢專業醫生。